元朝真的近百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吗?

  “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批判“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时,常把元朝人这段发自己朝代牢骚的牢骚话当成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历史学家”甚至由之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分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出现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杨广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至武则天时则天本人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为制科。一般的史学著作或工具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元代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大漠深处有“绿洲”

  元代究竟是否举行过科举考试,我们还是应该让《元史》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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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考试,考试中选者享有免除徭役、赋税,与长官同署公事的权利,并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计较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开科取士,这话也不对。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当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议开科取士,虽然也因故未果,但当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皇帝,称“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国所属各州、郡、县遵从皇帝的旨意推选出“贤者、能者”参加科举考试。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县推选出来的士子会试京师。

  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是个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诏书可一点也不“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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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所下的诏书中对哪些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甚至监考人员的组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参加考试:

  诏书上说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者方可以参加考试。

  考试的内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通过了第一场考试之后,接着考第二场:“第二场第一道(题)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场通过以后,考第二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接着是第三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这些都通过之后,汉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称为“及第二甲”,皆授给正七品的官职,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职。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过两场就可赐进士及第(因为他们汉文化水准较低)。

  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诏书中还规定了监考人员:总监考由监察御史和廉访司官员担任,分监考由知员举、同知员举等人担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经过严格考试,蒙古人护都答儿,汉人张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虽然时断时续但绝非昙花一现

  有些怀疑元代曾经开科取士的人,面对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断然否定元代有过科举考试,但他们却认为元代的科举,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结论下得也未免有些过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开科取士以外,元帝国还时断时续地举行过许多次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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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较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护都达儿、霍希贤等50人“金榜题名”。

  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达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题名。

  泰定帝也孙铁木尔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张益等86人获金榜题名的殊荣。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题名。

  元文宗图铁木耳天历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笃列图,汉人王文烨等97人金榜题名。

  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同同,汉人李齐等一百余人金榜题名。

  其后两届——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开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开科考。

  从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选举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元帝国几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汉各色人等获得了“金榜题名”的殊荣。

  除了天顺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宁宗懿璘质班,因在位时间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顺帝)均都在金殿廷试过士子,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举考试工作分得很细,甚至对于名落孙山者,元帝国的高层决策人也尽可能地给予了关怀——有好事者不妨与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们的落魄作一个比较。

  《元史·选举志》载,早在仁宗延祐年间,当时的丞相帖木达儿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书给仁宗皇帝,建议朝廷对于“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以后又规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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