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为什么不喜欢听臣子拍马屁,如何怒斥拍马臣子

  大家都知道,阿谀拍马和隐瞒实情是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两大恶性。这两大恶性都根深蒂固,而且又是相辅相成。其道理不难明白:阿谀拍马不仅可以讨好上司,还可以蒙混上司。倘若上司头脑不够清醒,必定被这种阿谀拍马催哄得昏昏入睡,不再关心实情到底如何;而吹捧者也因而得以蒙混过关,为所欲为,甚至飞黄腾达,从而应了老子的名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对于八旗勋贵、朝廷重臣、方面大员、封疆大吏等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们的密奏中的那些阿谀拍马之语,他一一予以痛斥。这种密奏和皇帝在密奏上的批示都是不公开的,除了上奏者和批示者外,他人无法看到。因此雍正的这些批示,绝非假撇清,做样子,以示清高。下面,让我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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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李兰奏折的朱批中,雍正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臣下奏折中的阿谀虚文深为厌恶。该折中有“皇上之洪福”的字样,本是最普通的套语,即使比起“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等常见套语来,也算不上肉麻。但雍正在批示中却明白地警告李兰说:“朕深厌恶此种虚文!” 赵国麟奏折中称自己的意见是“一得之愚”,雍正觉得这是虚伪,批示道:“用愚字多矣!朕岂有肯畀愚人以藩司之职!” 宜兆熊奏折中自称对皇帝如何忠心耿耿、知恩图报。雍正对于有关表忠输诚的马屁字句作了如下批示批(朱批):“(墨字,即奏折原文)臣虽粉身碎骨(朱批:不必如此),(墨字)至死以报(朱批:何用如是!)”。蔡良奏折说他对宣传圣谕如何卖力,雍正的批评颇为风趣俏皮:“(墨字)臣每当官兵聚集之公所,必大声疾呼,委曲开导(朱批:因欲众人听闻,大声是矣,疾呼似可不必)”。王士俊得到雍正赏赐屯绢两匹、蜜荔枝一瓶后上折致谢,乘机大大拍了皇帝一个马屁,但却不料拍到了马脚上:“(墨字)赏臣花屯绢两匹、蜜荔枝一瓶。…缝衣有耀,顶踵皆被龙光;怀核亲尝,肺腑长含玉液(朱批:衣只被身,何及顶踵?核岂足尝,难入肺腑。概属套语,浮泛不切!)”。沈廷正奏折中拼命贬低自己,以便吹捧皇帝:“臣自知器小才庸”。雍正看着不顺眼,讥讽地批示说:“将己之态度一语写出如画”。宪德奏折中自称“战栗惶憟”,朱批改为“羞愧汗赧”,令其对己的拍马行为感到羞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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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反对虚文,因为他深知这些虚文“概属套语,浮泛不切”,完全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那些以阿谀拍马的虚文来敷衍皇帝而不讲实话的官员,雍正在朱批中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例如他骂楼俨的奏折“殊属迂阔不通之至!”斥马觌伯的奏折“满口支吾,一派谎词!”说杨鹏的奏折“洵为大笑谈!果系年老昏聩乎?汝据实奏朕知之!”。对于上此类奏折的官员,也在朱批中严厉责骂。例如骂宜兆熊:“庸愚之极”、“欺诳瞻徇、昏愚无识之督抚!” 骂岳超龙:“汝辈不忠不诚,凡夫俗子之所欺诳也!” 骂石礼哈:“不学无术,躁妄舛谬!” 骂武格:“可谓蠢钝之极!”。这些骂词已够厉害的了,但还有更厉害者。例如朱批中骂管承泽:“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 骂魏经国:“如此负恩背理,老奸巨滑,败坏国家法纪之人!” 骂伊拉齐:“似汝忘本背恩,刚愎自用之辈!” 骂杨名时:“大欺大伪,大巧大诈!” 对沈廷正和黄国材,骂得更无以复加:“(沈廷正)则为木石之无知,洵非人类矣!”;“(黄国材)即禽兽不如之谓也!” 受到这种恶骂的官员,很多也就因此而“下岗”,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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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提到的这些官员,都是他所委以重任的高官和亲贵,但是他对这些关系密切的人如此不留情面地痛斥,是他知道玩弄这种吹牛拍马的官僚,大多未能履行其责,而妄图用拍马屁来掩盖其无能、失职或偷懒。因此在朱批中,他一再要求官员勤奋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如未尽职,朱批就要责问。不奏报地方实情,自要追问。如问柏之蕃:“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岁丰歉,何故未见陈奏一字?”问董象纬:“朕谕尔兄,居官惟务巧饰,自到广以来,未具一切实之奏。通省岂无一件可闻于朕之事?”。知情不报,责备更严厉,如责噶尔泰:“江宁城内,正月以来连此被盗,兼有旗兵种种不法举动,朕悉于他处闻之。汝今何颜对朕!若云不知,是乃无耳无目之木偶人也。如知而隐匿不奏,辜负朕恩,有过汝者乎!”。官员只报琐事而不报大事,也不放过。如斥塞楞额:“尔身任封疆,当知大体,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不奏闻者”。官员不认真作调查研究,奏报所奏缺乏根据,很难逃脱被责。如责法敏:“尔甫经到任,尚未周知地方事宜,遂为此未见颜色之瞽折耶!不过据一二属员之书生管见,即率尔道听途说,公然具折上奏,殊属孟浪妄谬之至!”。官员奏报不实,要受严斥。如斥何世璂:“此所奏分数(按:指二麦收成),皆属太过。似此虚捏,何益之有!”。官员要是想要隐瞒情况,那么更难过关。如说阿克敦:“汝于广东任内有数事欺隐,朕深为寒心!”。奏报而不认真,同样也要受训斥。如训杨鲲:“奏报如此怠慢,甚属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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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要求官员上奏折要务实,为的是令其尽责。官员奏报失误后如能改正错误,此公倒也常常予以原宥,并不一棍子把人打死。如在朱批中对佟世麟说:“分派营伍一事,如何情由,其据实陈奏。如知改悔,朕犹宽恕”;对杨馝说:“似此认咎直陈,不事文饰,情尚可恕。但当奋兴砥砺,以期无忝此任”。更为可贵的是,如果雍正发现自己批示有误,也不讳言,坦然认错。如在朱批中对宜兆熊说:“朕前谕误矣”;对杨鹏说:“朕严行批谕,系出一时之见。随于各处访询,知尔所奏颇属有理。前谕责汝错矣。候另有旨”。这种因务实而作自我批评的情况,在专制君主中实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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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恶“虚”求“实”,不要臣下吹捧,而要他们说真话,在中国帝王中属凤毛麟角。因此他的朱批,也别具一格。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局限,他在这方面做得还颇为有限。在各种公开场合,他仍然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如潮而来的颂圣之词。在接受官员私下呈上的奏折时,也有被狡猾官员的超水平的阿谀文字弄昏头的例子。所以在中国古代那种恶劣的官场文化环境中,即使精明强干者如雍正,也难以真正摆脱这种千年恶习。不过即使如此,这种恶“虚”求“实”的精神,确实也值得大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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