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曾被康熙皇帝称为“天下清官第一”?

在中国的清代,曾经出现过两个著名的廉吏:一个是礼部尚书张伯行,他为官清正,被康熙皇帝称之为“天下清官第一”。那么这个张伯行是什么来头呢?又是什么信心使自己成为清官的?

  “善吏”一词始见于《史记》,意为良吏。自古以来,为政当施善政,治国当行善治,为官当做善吏。

  就今天而言,一个领导干部仅仅廉洁奉公或仅仅能干事、有作为,都不够全面,只“廉”不“能”是庸官,只“能”不“廉”是贪官。

  当领导干部的一定要做一名“善吏”。“善吏”首先应该是廉吏和能吏。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只有具备了“廉”和“能”,才能称得上是一位“善吏”。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在上海工作时讲过,‘人不畏吾严而畏吾廉;人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生明,廉生威’,周谷城先生听到后,说这段话很好。这段古代名言,我从小就会背诵,就是不知道是谁说的,你们大家有兴趣,就帮着查一查,查到出处后能把它完整地背熟就更好了。”

  此后,朱镕基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这段古代名言。朱镕基所说的这段名言,出自我国明代着名的三十六字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相传为明代山东巡抚年恭定所撰并勒石立碑,这段名言便被后人奉为官箴。

  三十六字官箴最核心的两个字是廉和公,二者当中,廉为先。公生明,廉生威。没有廉,公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为官之道,应廉字当头。

  在中国的清代,曾经出现过两个着名的廉吏:一个是礼部尚书张伯行,他为官清正,被康熙皇帝称之为“天下清官第一”。

  张伯行任江苏巡抚的时候,为禁下属送礼,专门发布檄文:“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

  另一个就是兵部尚书于成龙,于成龙任两江总督3年之后病逝于南京署中,仅有的遗物是一个破箱和一个瓦缸,瓦缸中粗米数斛,破箱内只有一套官服、官靴。

  前来悼念的官员无不相哭失声,就连“平时心惮成龙者,俱感动流涕”。康熙皇帝称赞其为“天下廉吏第一”。

  古往今来,一条铁律:贪官身败名裂,廉吏名垂青史。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历史是一面光鉴的镜子,是做贪官还是做廉吏?道理不言自明。

  能吏的反义词是庸官。庸官的危害在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贪官影响恶劣,但是,在官员队伍中,如果庸官居多,其危害之大、影响之深远比贪官有过之而无不及。

  庸官主要是指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愿意担当,遇事明哲保身、推诿扯皮的官员。庸官的为官哲学是“不干事;不出事;干事越多,越容易出事;因此宁愿不干事,方保不出事”。

  东汉学者班固曾经给这类官员画像曰——尸位素餐,比喻占据职位而不做工作的人,正如祭礼中的尸,只坐在位上,不必做任何动作,白吃饭,不干活。

  其实,庸官的危害还不仅在于此,他们不善于谋事,却善于谋人。这些官员往往善于经营人际关系,自己不干事,也不愿意看到别人干事,拉帮结伙,攻击干事者,给干事者泼脏水、使绊子。

  此外,吹牛拍马往往也是庸官的长项。以至于导致一种社会现象:佼佼者常受抑,平平者常通达。如何做一名能吏呢?这就是敢作为、有作为、会作为,能干事、干成事、干好事。一言以蔽之就是:敢于担当。

  老子《道德经》第八章在解释“上善若水”的时候把善分解为七层含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其中的“正善治”即“政善治”,善治应当是治理的最高境界,但善治的前提是要拥有“善吏”,换言之,有“善吏”方能实现善治。

  张伯行自幼即聪敏好学,受父亲、祖父的影响,品德也很高。十三岁时就通读了四书五经。在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张伯行考中了举人,四年后中殿试三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

  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称。其政绩在福建及江苏最为着名。学宗程、朱,及门受学者数千人。谥清恪。

  康熙三十一年,即公元1692年,补授内阁中书,从此步入仕途。张伯行做官虽晚,但他任官始终忠于职守,克勤克俭,因而声名闻于天下,不但康熙皇帝对他多次表彰、擢升,百姓也称赞他是"天下第一清官"。

  在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授任山东济宁道,当时正值灾荒,人民流离失所。他就让人从家中运粮食救济灾民,又捐出几船钱帛分发给百姓。

  到任后立即开仓赈济,帮助百姓渡过难关。为此,他被指控擅动仓谷,应该革职问罪。张伯行认为"仓谷为轻,民命为重",据理力争,最终使上司免去了给他的处分。做官为民是张伯行始终坚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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