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多次大兴文字狱?其中有什么原因

  清朝统治者一面开科取士,笼络汉族读书人,软化他们的抗清意识;一面用“文字狱”来打击、压制具有强烈抗清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击利益不同的政治异己分子。文字狱的受害者,多数是生员、秀才、举人、教师和官员。

  文字狱是封建时代的思想罪。由于作者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由于整个主题,触犯了统治者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甚至读者定罪,或者统治者捕风捉影,根据文章中似是而非的字句,强行解释为触犯他们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罗织罪名。这样制造出来的案件,叫文字狱。

  文字狱在古代就有,但是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中出现的最多,最严重,最残酷,大小案件数百起,因冤狱被杀头、抄家、充军、做苦役、做奴隶的人,不计其数。

  据说,有个书生写了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认为是讽刺满洲贵族的文明程度不高,就丢了脑袋。但开始大规模地制造文字狱,是在康熙帝时期,有两起大案。

  一个是庄廷鑨(lóng)的“明史案”。庄廷鑨是浙江归安县的财主,他花钱买得一部明代学者写的,没有出版过的书稿《列朝诸臣传》,写的是明朝历史。他找了几个人,帮他稍加修改,补充崇祯朝的事迹,改名为《明史》,刻版印行。书中有些话,是明朝人口气,如称明朝官员降清为“叛变”,直接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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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鑨死后,有人告发此事,被康熙帝钦定为最大的逆案,庄廷鑨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拖出来砍头,他的儿子被杀,家被抄,刻书、印书、买书、藏书、读书的人,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有的官员因为处理不力,也被革职、处死,共杀害了七十多条人命。

  后来,安徽桐城有个读书人,叫戴名世,编了部《南山集》。集中有些文章,详细记叙南明永历皇帝抗清斗争的历史。这又触犯了清朝的忌讳。戴名世中了进士,做翰林院编修,被人揭发,定为“大逆不道”,遭凌迟处死(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割受刑者身体的肉,让他在极端痛苦中死亡),他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侄子,凡年满十六岁的,全部斩首,妇女送给满洲功臣做奴隶,受株连三百多人。这是第二桩大案。

  康熙帝去世后,继位的雍正帝残暴不压于康熙帝。他疑心很重,处理文字狱的手段更辣。江西考官查嗣庭,出的考试题是“维民所止”,是《诗经》中的一句诗,上句是“邦畿(ji)千里”,意思是,千里的国土,有人民在居住。但有人告发出题者别有用心,说:“维”是雍字去头,“止”是正字去头,这句话,暗示要杀雍正的头。雍正大怒,说:你要我的头,我先砍你的头!查嗣庭被关在监狱里病死,

  他儿子被杀,兄弟被充军。

  雍正朝最闻名的文字狱是吕留良和曾静案。吕留良是浙江学者,他有两句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表现了不屈服于清朝、怀念明朝的感情。他参加过抗清,失败后回家乡教书讲学。清朝逼他做官,他坚决拒绝,出家做了和尚。他的著作充满反清思想,但没有流传开来,所以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

  吕留良死后,湖南人曾静看到他的文章,非常喜欢,派人专程到浙江打听他的其他书稿,并且与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了联系。几个人进而商量推翻清朝的大事。他们认为最好找一位掌握兵权的汉人将领,领头造反,就可以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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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坐镇陕西、甘肃的清朝大将军岳钟琪,据说是宋朝抗金英雄岳飞的后代,他们就将希望寄托在岳钟琪的身上。曾静派学生张熙上门去找岳钟琪,劝他学习他的祖先,将金人的后代清人赶出去。

  岳钟琪是个死心塌地的清朝臣子,他假装赞成造反的计划,引诱张熙说出全部人员和计划,然后就向雍正告密。曾静等当事人都被逮捕起来,由曾静供出,是吕留良的著作引起的密谋。雍正大怒,认为前面许多“谋反”大案,都是由于吕留良思想“流毒”引起的。下令将吕留良从坟墓中挖出来碎尸,还劈了棺材,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学生被满门抄斩。只有曾静没有被杀。雍正将曾静写的供词,批满了“圣喻”(皇帝的指示),刻印成书,叫《大义觉迷录》,发到全国,让大家认真阅读。他要用这作为“反面教材”,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反对大清朝是有罪的。他的手段,又超过康熙帝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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