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琮（558―607），字温文，西梁后主（惠宗靖皇帝），汉族，为西梁明帝萧岿之子。
基本介绍
萧琮最早封东阳王，后被立为皇太子。萧琮博学有才，善于弓马，个性倜傥不羁。西元585年即位为西梁皇帝，改年号为广运。萧琮即位之后，隋文帝设立江陵总管监视萧琮的行为；公元587年，隋文帝征召萧琮入朝，并且并吞后梁。之后隋文帝废除西梁国，萧琮亦被废为莒国公。西梁也因此灭亡。萧琮的叔父萧岩等人并且带了一部分居民逃入陈朝。
萧琮在隋朝时仍然受到器重，隋炀帝即位后又封萧琮为梁公、内史令，萧琮的亲族也有不少被提拔入朝廷为官。当时有童谣说：“萧萧亦复起”，导致隋炀帝对萧琮的猜忌，最后萧琮被免职，不久后在家中过世。
有集七卷，佚。今存《奉和御制夜观星示百僚诗》一首，见《初学记》卷一，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文一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萧琮死后被赠左光禄大夫。隋末割据势力之一的萧铣，为萧琮之侄。追谥萧琮为惠宗靖皇帝。
南朝后梁后主个人档案
姓名：萧琮
生于：不详
卒于：公元607年
死因：病死
葬于：不详
在位时间：2年
在位时间：公元585年5月——587年9月
年号：广运
任何一位开国皇帝都深知权利的重要和来之不易，所以往往是高度集权，事必躬亲。可是再不想放权皇帝也是人啊，一个人忙不完的只能交给大臣。不过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真可谓是皇帝中的劳模，真的能做到一点权利都不放给众臣，大事小事都是"放着我来"。
尤其是军政大权，谁都不给碰。朱元璋登基之后，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朝政，探讨为什么强盛的元朝会灭亡，大明王朝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如何才能使大明政权长治久安。讨论后的结果就是，法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朱元璋紧紧围绕着这些问题，颁布新法，在封建的政权机构、官吏制度、治民措施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朱元璋首先从改革政权机构、官吏制度着手。登基之初，朱元璋基本上沿用了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有左、右丞相，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设行中书省，执掌地方军政事务。这是当时稳定社会的权宜之计。朱元璋经过认真的谋划后，决定采取先地方后中央的策略，对政权机构进行改革。
公元1376年，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元朝国家分裂的覆辙，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统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另外，又设提刑按察使司，负责一省境内的刑法犯罪之事，其长官为按察使。设都指挥使司，执掌军务，其长官为都指挥使。
废除了中书省之后，朱元璋提高原属中书省辖的六部权力，以六部治国。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一职，如有人敢奏请设丞相者处以极刑。这个规定在明朝后来的帝王中，没有一个敢违背的。这样，朱元璋既是皇帝，又兼行丞相职权，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集权的皇帝。
这样的改革可以说是有利有弊。首先朱元璋新政避免了权利的分散，一句话，老子打下的天下谁都不准染指，我就是累死也不准你们碰。所以朱元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折不扣的劳模皇帝：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工作，深更半夜才睡，每天要审理上千份来自全国各地的奏折，其他皇帝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朱元璋一天累。不过他老人家勤勤恳恳可不代表子孙也能如此。高度集权加上君主的不作为，那么国家注定要垮塌。
建立在刘秀建立东汉125年后，历史上出了一件大事，它的威力之大，足可以毁掉一个王朝。加上刘秀以后的子孙多懦弱无能，眼见东汉气数已尽了。
东汉末年，李膺等人遭党锢之祸，被朝廷废黜，不准做官。但天下士大夫都尊敬他们，认为他们道德高尚，崇拜他们的人竟相与他们结交，唯恐不被接纳。
这些人互相赞美，送上美好的名号：以窦武、陈藩、刘淑为“三君”，所谓君，是指一代宗师;李膺、杜密等八人为“八俊”，所谓俊，是指一代俊杰;郭泰等八人为“八顾”，所谓顾，是指他们以自己的德行引人向善;张俭等八人为“八及”，所谓及，是指他们能引导别人追随宗师;还有“八厨”，所谓厨，是指轻财重义，能救人于急难。
宦官们对李膺等人深恶痛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十月，与张俭有过节的大长秋曹节暗地里教唆官吏上奏，说他们结党准备谋反。
当时灵帝只有十四岁，被奸臣蒙蔽，下令逮捕李膺。这下一来，天底下有才能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人人自危，汉灵帝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全天下人民的愤慨，这时候就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其后涌现出三个镇压起义军的豪杰，即曹操、刘备和孙权。
汉灵帝死后，少帝即位，但不久就被董卓废掉，他的哥哥即位，这就是汉献帝，但是此时，汉家气数已经被败尽了，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年轻的曹操崭露出头脚来。
曹操，小名阿瞒，字孟德，沛国谯郡人，和神医华佗是老乡。他年轻的时候不但特别聪明，有心计，还是一个非常正直的青年。曾经在二十出头就被举为“孝廉”，入宫做侍奉皇帝的“郎官”。
曹操为人志向很大，在破黄巾、伐董卓的战役中树立起了威信，使自己渐渐成长为实力强大的诸侯。
这一年献帝逃出长安后，在韩暹、杨奉等人的护送下，回到东都洛阳。当时曹操在许昌，荀彧看到这个机会，就给曹操出主意说：“从前晋文公重耳接来周襄王，诸侯纷纷响应;汉高祖为义帝服丧，天下人心归附。自从天子流离在外，将军率先倡导义军，只是因为崤山以东变乱没有平定，还来不及远行迎接圣驾。”
“如今献帝车驾返回洛阳，然而旧都荒芜，义士百姓无不感慨。如果您真能借此良机，满足大家的期望，前去奉迎天子，是最顺应潮流的;以大公无私感服天下人心，是极重要的策略;扶助朝廷，弘扬大义，招揽天下英才，是非常了不起的德行。这样一来，即使四方还有叛逆，他们又能有什么作为?”
于是曹操派遣扬武中郎将曹洪率军往西，到洛阳迎接献帝。但是董承等人扼守险要阻拦，使曹洪不能前进。
议郎董昭认为杨奉的兵力最强盛，只是缺少同伴援助，就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杨奉，说：“身体与四肢，是互相依存的，缺少了任何一部分，都成了残废。将军应当在朝廷主持大政，我则在朝廷之外援助;如今我有粮草，将军有兵马，互通有无，足以成就大事。我们应该紧密团结，生死与共。”
杨奉接到信后十分高兴，对将领们说：“兖州刺史曹操的军队，近在许昌，有兵有粮，朝廷正应当仰仗他们的支援。”于是联名上表，推荐曹操担任镇东将军，并承袭他父亲曹嵩的爵位费亭侯。
八月十八日，献帝下诏，让曹操兼任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于是曹操处罚有罪之人，诛杀尚书、冯硕等三人;奖赏有功之臣，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表彰死难烈士，追赠射声校尉沮俊为弘农太守。
曹操请来董昭，让他与自己坐在一起，问他说：“现在我到了这儿，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董昭说：“将军发起义兵，讨伐乱臣贼子，入京朝见天子，辅佐王室，这是春秋五霸一般的功业啊。洛阳的各位将领，心中打算各不相同，未必肯服从将军的调遣。现在如果留在洛阳辅佐朝政，情势上会有很多不利因素，最好的办法只有请天子移驾到许昌。”
曹操说：“这正是我本来的打算。只是杨奉就在附近的梁，听说他军队强盛，该不会成为我的障碍吧?”
董昭说：“杨奉缺少同党，没有外援，所以是真心与将军联合。任命您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这些事情最终都是杨奉决定的。您应该不时派遣使者，带上厚礼前去表示谢意，让他安心。并告诉他迁都的理由，就说：‘洛阳没有军粮，想让献帝暂时移驾鲁阳，鲁阳靠近许昌，运输较为方便，可不必担心军粮匮乏。’杨奉虽然作战勇猛，但为人缺心眼，一定不会怀疑。在使者往来过程中，我们的大事早都办成了，他怎么能成为您的障碍呢?”
曹操说：“很好!”立即派使者去见杨奉，按计策行事。
二十七日，献帝车驾出辗辕关，向东进发，迁都许昌。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从此，曹操每次攻打诸侯都借着皇帝的幌子，说自己是名正言顺的。他在汉献帝这个傀儡的“帮助”下，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在打败袁绍后，长江以北地区都归曹操管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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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天子以令诸侯”确实是很聪明的做法，凭借这一招曹操得到了无人能与之匹敌的政治资本，开始走上了夺取天下的道路。曹操的确是很有眼光的一个人，对于时机，他牢牢抓住绝不放过，最后终于有可能成功了。机会本来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有主动抓住它，才能得到好处。
弱国无外交，从古至今都是这个理。而且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国家落后了，连小国都敢骑在你头上拉屎撒尿，弹丸小国日本通过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既割地，又赔款，大国尊严荡然无存。
清政府懦弱无能，固然可耻，归根结底，还是国力衰弱导致。
清朝十二帝，从顺治到溥仪，从开国走到灭亡，有三百零几年，最后民国建立了。王朝说短不短，说长不长。
但是清朝明明可以走得更长远，却因为一个康熙帝早年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埋下了隐患，让清王朝沿着这个错误的轨迹一错再错，使中国走向落后，比西方晚发展近200年!
以往我们都用“闭关锁国”来形容晚清，其实真正意义上闭关锁国就是从康熙开始的，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
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
清廷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没有一点试探的兴趣。
闭关锁国的国策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做怀柔的手段。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四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
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态度。在西方，统治者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而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
满清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都看作蛮夷，并构筑一道密不透风的围墙。西洋人已被满清统治者当做最危险的敌人，必然是要被远拒国门之外的。
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后来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朝贡期”内允许外国人来华贸易，期限一过，即停止贸易，贡使便只能打道回国。
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
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近200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中国是农业大国，创造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但是直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
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但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
而在欧美，早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并且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富庶的中国很快成为他们瓜分的目标。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
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
直到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被介绍到中国。
中国在晚清时期已落败不堪，这才被英国扣开国门，开始了百年的屈辱史。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宋金之战开始以后，在金国人眼中看来，宋国真是本钱太厚了，仅在河北等地投降的宋军就有二十几万。
随后，金国分东西两路南下进攻宋廷。东路军由二太子率领，先是击溃了汴梁城外的二十万禁军，又是击败了姚平仲二十万大军。西路军更是在太原城下，大败种师中，击败姚古、张璟等人，歼灭的宋军也有二十几万。
死的死，伤的伤，连续几个二十万了，也便是说宋金开战以来，宋国至少损失了八十多万大军。
八十多万，女真的男女老少合计也没有八十万。可是损失了八十万，对于宋国而言，只是伤筋动骨而已，只要他们愿意，明天就可以再组织起一支达到二十多万的大军!
宋国人口真是太多了，杀得手都软了，可还是那么多!
第一次汴梁围困战，西路军停滞在太原城下，围困汴梁的只有东路军，这路金军才七万兵马，可是城内的汴梁禁军有二十万，临时招募的青壮又有十万之众，再加上陕西军来援二十多万，城内的汴梁守军堪称五十万。五十万大军，一点也不浮夸，确确实实是五十万。
五十万宋军，被七万金军围困住，难以出动。看似好笑，看似显得李纲无能，其实这是正常事件。
在冷兵器时代，打仗最重视阵型，野战往往是摆下阵型，立稳脚跟，才能与敌军厮杀。而阵型未稳，处在散乱的状态，受到敌军突袭，很是危险，极有可能被彻底冲散阵型，全军大败。比如，淝水之战，前秦八十万大军对决东晋七万大军，若是正常情况下交锋，前秦未必会输。只是苻坚太骄傲了，妄想着半渡而击，以为敌人都是傻子，就他最聪明。
苻坚擅自将军队向后退去，结果引动阵型不稳，再加上有人大喊秦军败了，八十万大军又太过臃肿，又缺乏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又无电台操控全军，再加上北府兵的强势突袭，等等。各种因素叠加，致使八十万大军的阵型，彻底变成了一锅粥。
八十万大军变成一锅粥，比八万大军变成一锅粥更加危险，大军败得更快。前秦败了，败在阵型大乱。
同样，宋金大战，宋军要抗衡金军的铁骑，唯有摆成步兵阵型，层层抵抗;而金军要想战胜宋军，唯有冲破宋军阵型。
一个守阵，一个破阵，谁先得手，谁就胜利。汴梁围困战中，汴梁城墙很是宽广，宋军要将大部分的兵力用来守城，要出战的兵力有限。想要出击，兵力少了是送菜，兵力多了又是冒险。即便是后来，有陕西军救援也不敢出城野战。
野战就要摆下步兵阵型，可是城门狭窄，宋军一次性从城门走出的士兵有限，想要布置下步兵阵型，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金军铁骑可能冲击而来，将尚未布置好的步兵阵型彻底冲散。
靠着骑兵的快速出动，强大的冲击力，宋军根本无力在城门下，或是没有胆子摆下阵型。难以摆下阵型，还打什么野战。以多围困少，这是一种围困方式;骑兵围困步兵，这也是围困的一种方式;而断去粮食，断去水源，也是围困的一种方式。
这时宋朝抗金派和议和派的区别也仅仅在，抗金派想要签订“缩减版的澶渊之盟”，而议和派想要签订“超级版的澶渊之盟”。
李纲一心要当名相寇准，议和派则是一心要当司马光，而宋钦宗则是一心要当宋真宗，再次上演澶渊之盟的逆袭。
当年，名相寇准，击退了辽军后，签订和约时，也不是只给辽国大量岁币吗!只要不割让河北山西土地，损失些岁币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年，名相司马光，不照样是将神宗皇帝辛苦打下的米脂四城割让给西夏吗!反正不是第一次，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米脂四城，到黄河三镇，也仅仅是两个字的区别而已。
宋钦宗期望，再次上演先祖真宗皇帝的运气，以岁币，让金军退去。
由于东路金军兵力不足，最终在宋朝割地赔款之下决定暂时撤退，第一次汴梁之围解除。
宋朝不是没想过迁都，但迁都，意味着统治中心的移动，中央对于地方约束力的下降，会彻底破会强干弱枝的政策，轻则是藩镇割据，重则是国家分崩离析。
当年安史之乱，唐明皇西逃，迁都而去，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权威下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雏形;后来黄巢攻陷长安，唐皇再次西逃，则致使唐朝权威下降到了极点，果然没有几年，唐朝就灭亡了。
此时，陷入了僵局，进退两难。之前割地，赔款、人质，送亲、称臣等，几乎已经将朝廷的威严尽数散去，失去了威严，一旦迁都，局势会彻底恶化，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不迁都，又没有实力防御，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一旦金军再次南下，说不好就是一个死局。
就在宋国内部犹豫不决之际，金国决定再次南下。
1126年，西路金军攻陷围困近一年的太原后，经过休整，西路完颜宗翰自太原向汴京进攻，1126年11月22日攻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29日克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渡盟津(今河南孟津)。宋西京(今河南洛阳)、永安军(今河南偃师东)、郑州(今河南省会)皆投降。1126年12月4日，完颜宗翰克泽州(今山西晋城市)。
东路完颜宗望则于1126年11月20日，自真定向汴京进攻。1126年12月4日，宗望诸军渡河，随后攻下临河县(今河南浚县东北临河村南)、大名县(今在河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12月10日，克怀州(今河南沁阳)并到达汴京城下。12月16日，宋出兵拒战，被完颜宗望等击败。12月17日，完颜宗翰到达汴京城下。
太原在失守后，完颜娄室的这部分军队南渡黄河，西趋洛阳，封锁了潼关，把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关在潼关以内，断绝了其东来的勤王之师。说是阻断勤王之师，其实在陕西一带，已经没有了勤王之师。
两次河东救援战，彻底的耗尽了宋军的正规军有生力量。此时的宋朝，正规军已经是损失了八层以上。川陕一带留下的军队，都是老弱病残，或是入伍时间较短的新兵，根本无力救援汴梁。
与其说是阻挡勤王之师东来，但不如说是阻止宋钦宗跑路。
在辽金之战中，辽国的战力脆弱，可是辽帝的逃跑能力却是惊人的，不断从辽国东面逃跑到西面，金军连连追赶，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逮住。而这次，金军汲取了教训，锁住了潼关，锁住了西逃的路线，为的就是防止宋钦宗向西跑路。一旦跑到京兆，或是入蜀，那时就不好抓了。
此刻，大势已成，已经成了关门打狗之势，彻底的围困住了汴梁。
在第一次汴梁之围时，只有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到达开封城下，兵力有限，不过是七万多金军，攻城的活动限于西、北两隅，有时蔓延到东北角，南面诸门则始终未受攻击。
而在第二次围城时，金军东西两路合攻，东路军全军六万人，这次增加到八万人，主要将领完颜宗望、完颜阇母、完颜昌、刘彦宗等仍在军中，只有郭药师以燕京留守的名义，留驻燕京。西路军仍以完颜宗翰、完颜希尹、完颜娄室三大将为主副帅，完颜银术可等战将都属麾下，汉人高庆裔，时立爱为谋主，有七八万人参加第二次开封围城。东西两路金军的兵力已过十五万人。
此刻金军四面四面合围，陷东京汴梁于彻底孤立。
而宋朝这边，第一次围城时，开封原来的禁军加上西北陆续开来的勤王军，再加上临时拼凑出来的士兵，总数达几十万人。解围后，严重的经济苦难，无以维持庞大的军队数量，只能是一部分被遣送复员回西北，一部分参加太原解围战而遭到损失，一部分在黄河南岸溃散，还有一部分被大臣唐恪、耿南仲以经济上的理由遣散，第二次被围时汴梁城内守军不满七万。
不是不想招募军队，而是没钱。
各地的勤王之师，数量已经是很多，只是多是新招募的士卒，没有经过太长的训练，战斗力低下，可能金军一个冲锋就溃败了。而此时，让这些新兵去碰撞汴梁的虎狼之师，除了找死之外，再也没有第条路可走了。
这种情形之下，勤王之师多是徘徊在汴梁附近的州县，却是难以再进一步。
身为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墙太高，太厚了，根本难以攻克。就连一向是善于攻城的完颜粘罕也是头疼不已，围困太原时，可以实行锁城之法，可是围攻汴梁根本无力施展锁城之法。汴梁太大了，根本不是辽国的五京，太原之流的小城可比。
辽国的五京、太原之流，与汴梁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汴梁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在宋朝定为首都后，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北宋的东京城，在唐汴州城及后周东京开封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共有外城、内城及皇城三重。
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为周显德三年(956)所筑，城周长四十八里多。宋真宗赵恒、宋神宗赵顼重修，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更展筑城垣南部，周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呈菱形，南北长而东西略窄。外城辟十二门，又以汴渠、惠民、金水、广济四河贯串全城，另设九个水门。外有城壕名护龙河，阔十余丈。濠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ri修造泥饰。可见其建筑完善和防御的严密。
内城又名“里城”或“旧城”，其始筑年代不详，唐德宗时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周世宗曾加营缮。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西北。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约当今的开封城。计辟朱雀、望春、宜秋、景龙等十门。
皇城即“大内”，又名“宫城”。原为唐代宣武军节度使署，后梁都汴时改为建昌宫，后晋改为大宁宫。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又增广皇城东北隅，皇城东西宽1050米，南北长1090米(合周七里余)。辟乾元、拱宸等六门。皇城内宫阙大都依西京洛阳建制，总计约四十余所，分作不同用途，如常朝则文德殿，圣寿赐宴则紫宸殿，试进士则崇政殿等等，规模极为雄伟壮丽。
东京城内有四条宽阔笔直的大道，称作“御路”，作十字形相交，分别通向外城的南薰等四正门道旁有人行道、水沟及绿化地。从大道又分出若干纵横交错的道路，多呈直角相交，将城区划分成若干方格形称作“坊”的居民区商市则设于内城宣德门至州桥以东的潘楼街土市子及相国寺一带。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达，坊与市的界限被突破，商店多沿街设立，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
若是一味的强攻汴梁，即便是十几万金军精锐全部死光了，也未必能攻下汴梁城，幸运的是汴梁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人口太多了，巨大的粮食压力，在和平年代，靠着汴河的转运，还不是太困难;一旦到了战争时期，被掐断了汴河，断绝了外来的粮草，汴梁就会出现饥荒。
可能最后，汴梁不会被攻破，却可能被饿死。
攻陷汴梁的战略，重点不在于攻破汴梁的城防，而是消灭外来的援军。只要是援军灭了，汴梁可能不战而降。
汴梁失守，已经成为了定局。
看了历史书，关于靖康之耻的记载很是模糊，似乎历史学家有意识的忽略这一块。
在相关的历史书籍中，宋朝君臣留给后人的印象无非两点：弱智与软弱。
软弱可以理解，宋朝文人太多，文人多缺乏勇气。可是脑残就不能苟同了，身为朝廷重臣，哪一个不是步步拼杀上来，勾心斗角不断，决定不脑残。他们可能不懂军事，可能犯下诸多错误，但是绝对不脑残。
关于靖康之耻，历史记载很多，评论也很多，无非是说，皇帝无能，军队不给力，或者是投降派投降，或者是金人凶残等等，却是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士大夫的背叛，军队的背叛。
历史，是文人写成的，文人也掌控者历史的话语权，关于文人的诸多负面的信息，也是被掩饰，美化，甚至是曲解!
比如，历史上写到李纲是抗金英雄，似乎是因为他被驱除，才导致抗金失败，才导致靖康之耻。史书也是把他写成诸葛武侯，似乎谈笑之间，金军尽数灰飞烟灭。
其实，李纲只是一个文人，不懂军事，汴梁二十万守军守城，八万金军攻城，结果是勉强保住城池。在援救河东的战略中，李纲也是屡战屡败，精锐尽数覆没，最后遭到贬福建;
他一直主张坚守汴梁，反对迁都，而不顾及实际上汴梁的危局，最后酿成了恶果。
同样是身为主战派，他却与种师道不和，导致抗金派内部分裂，致使局势崩坏。
他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当也仅仅是如此，没有史书上说得那样厉害。
有人怪宋徽宗，的确，在宋朝，皇族几乎是远离着政治，他们不参军，也不从政只是如寄生虫一般的活着，而历代的宋朝皇帝也是忌惮皇族，深恐夺位。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皇帝驾崩，又无子的情况下，充当替补，接替皇位。
一个远离与政治的皇族子弟，陡然间成为皇帝，根本不熟悉政务，结果是朝堂内乱臣不断，搞得乱糟糟一片。
宋徽宗一直不傻，朝中局势，群臣心态，天下变化，他一直清清楚楚。只是清楚的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不意味着能改变什么。就像许多人也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好大学，可是在实践中，却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计划依旧是计划，没有最后实现。
宋徽宗登基之初，也是励精图治，想要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好皇帝，可是实践中才发觉，他有些眼高手低，国事之艰难，远远的超过了写诗作画，事事不如人意。在一些列打磨之后，渐渐失去了兴趣，安然于诗画之中。而将朝中繁杂之事交给了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人，这些人不是清官，也不是能吏，没有王安石司马光之流的才干，可是至少忠心，可以替他解决麻烦事。
比如，在历史书上说宋钦宗，软弱无能，任用投降派，赶走李纲，屈辱求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在甚至是到金营求和，最后不归。似乎宋钦宗，就是一个废物、脑残，智障患者。
可是真实的历史是，宋钦宗一点也不脑残，也不是废物。任用投降派，是因为满朝上下，十个人七个都是投降派。不任用投降派，等于是将七层的大臣排斥出朝堂，轻则是朝堂动荡，重则是皇位不保。赶走李纲，是因为河东兵败，河东兵败赶走了一大群人，也不在乎他一人。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不是宋钦宗不知道秋防重要性，而是要钱没钱，要兵没兵，火耗严重，根本无力秋防。
历史上，关于靖康之耻的记载是，金军威逼汴梁城下，外城一个城门失守。那时金军要求议和，要求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到金营谈判，结果到了金营结果被扣押，签订了降表，最后被押到了金国当奴隶。
世人总是会说，宋朝的这两个皇帝，脑袋有问题，好好的不在汴梁呆着，为何要去送死。
可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不得不去。因为满朝大臣都是要求他们前去议和，他们不得不去，若是不去，轻则是发生兵变，重则是“莫名其妙”的死去。
在大宋，这个民主的社会，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尽管有时士大夫的意见是错误的。
宋朝皇帝，是士大夫权力的代言者，必须是符合士大夫利益，尽管很多情况下，士大夫利益与大宋利益相冲突。
在汴梁危机的时刻，面对金军入侵，士大夫利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保存士大夫利益，他们不得不抛出弃子，而宋钦宗，宋徽宗就是弃子。
而大宋一朝，与其说是皇帝掌控者军权，不如说是士大夫掌控者军权。
那时，两位宋朝皇帝只能是识时务，前往金军，献上降表，甚至是被押解而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他们若是誓死抵抗，可能不等城破，他们就莫名其妙的死去，或是被暗杀;或是被献给了金军。
一个国家的腐败，首先开始于官僚的腐败，接着是司法的腐败，接着是教育的腐败，最后是军队的腐败。当一个国家的军队腐败到了极致的时刻，这个国家也是无药可救，即便是秦始皇复生，汉武帝转世，朱重八降临，也是无力回天，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灭亡。
大宋空有百万大军，可是却不能保卫首都，导致首都沦陷，半壁江山丢失。为何如此，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官僚、司法、教育，乃至是军队，都是腐败到了极点，根本无力回天。此时的宋朝出现了一个现象，反腐败是找死，不反腐败是等死。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一个国家将要灭亡，远远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支撑不倒的。大宋将要灭亡了，试图充当独木，撑起倒塌的大厦，必然是悲剧的，种师道不行，李纲也不行，皇帝自己也不行。
想要当独木，撑起倒塌的大厦，运气不好，就是李鸿章、慈禧之流!
虽然在陈寿所写的三国中魏朝是正统，但是大家更愿意把老罗写的演义中的蜀汉当成正统，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为刘备是皇室宗亲，其二是因为刘备为人仁义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这样的人物设定才能够让老罗的书籍有销量!
刘备借着讨伐袁术之名，逃离了曹操的控制，占领徐州之后，并号称是俸汉献帝旨意讨伐曹操。很多人都觉得刘备是正义之师，曹操便是胁迫天子的曹贼了!刘备的这一招舆论攻击让天下人的恨意都聚焦到了曹操这边，而刘备却是名利双丰收。
那么说刘备是正义之师，为何荀彧这位忠于汉室的谋士，却没有选择和刘备一起逃跑呢?甚至在曹操控制刘备时期，荀彧还向曹操建议杀掉刘备，因为刘备不是一个愿意寄人篱下的主儿!其实是荀彧心里清楚刘备这人
虽是皇室宗亲，倘若辅助他平定了天下，那么大汉还是这个大汉吗?刘备会不会当着天下人面说自己也是皇室宗亲，倘若他称帝，大汉的江山也没有丢掉?因此在荀彧心中曹操和刘备都是一样的人，谁辅助汉献帝都是一样的，没安好心!
最能够证明这件事的例子就是在曹丕称帝后，把汉献帝贬为了山阳公，把山阳地区给汉献帝管理，并称为“山阳国”，而这时的刘备还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能够解救汉献帝的措施，而是在成都不断的推托部下的希望他能够称帝的谏言!在假意的推托下刘备正式称帝!
而这时的山阳公刘协，还在山阳国中悬壶救世，一直活到了曹叡登基，可是把刘备和诸葛亮都耗死了的!而诸葛亮虽是汉臣但他更是忠于刘备的小弟，在北伐期间也没有救汉献帝!
刘备这所谓的正义之师也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说辞，真正的三国也不过是一群杀人犯杀来杀去的故事，只有强者才是道理，虽然说刘备是打着“匡扶汉室”的幌子，但也比袁绍、袁术那些连幌子都不打的赤裸裸夺位要强好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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