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国榷》为何会免遭清廷文字狱的呢?

清朝大兴文字狱,清人还对其建州女真族的真实史实,进行肆意篡改歪曲,导致今人学者研究建州女真历史困难重重。历史学界通过谈迁《国榷》中找到相关史料,为建州女真的研究填补了空白。那么史料如此详实的一部书为何会免遭清廷毒手的呢?

满清于1644年入关,第二年,就嚷嚷着说要纂修《明史》。

可是,这部书,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

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细。

毫无疑问,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完全称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 《金史》呢,虽然“行文雅洁,叙事简括”,也只是“稍为可观”而已。要论“完善”,没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过,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统治者一向自诩大清得天下为历朝历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为代表,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曾将汉魏晋唐宋元明贬了个遍,说汉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晋唐宋都是欺负孤儿寡妇篡位而来,元呢?元灭宋,那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愤然骂道:“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对于大清得国,雍正正气凛然地说:“赶出明之主人者,流贼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

基于清廷统治者这一说法,由清廷统治者牵头编修的《明史》就出现了最大的一个缺点:不仅完全隐没了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也完全隐没了清入关之后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老实说,自古以来,以后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与旧朝之关系,免不了要有所掩饰,但象《明史》这样“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绝无仅有。

单就这一点来说,后人要研究明史,特别是要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等历史问题,就必须参考其他著述。

但是,经过清廷血腥文字狱的摧残和洗劫,这样的著述已经是百不存一了。

大历史学家吴晗在《灯下集》曾提到自己做这方面工作时的艰辛,说:“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版,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对建州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晗先生把《明实录》翻来覆去地读,读出了许多困难;没办法,只好下苦功,用笔抄,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后来,吴晗偶然触及了一本堪与《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书——谈迁的《国榷》,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由于当时(《国榷》)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万字,记叙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对《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史实敢于直言不讳,对建州女真的史实也不回避、不掩饰,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也在《明实录》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加以补编,使有明一代的历史达到了相对的完整。

就因为《国榷》没有印本,得以避开了“四库馆臣的乱改”,成为了现在研读《明史》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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