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清朝人“东亚病夫”的称号究竟是怎么出笼的?

  晚清末年,西洋人通过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

  缺乏自知之明的满清权贵,在西洋强大的炮火前,由顽梗地对西方“说不”,而被迫乖乖“说是”。中国沦为双重殖民之地,作为被统治民族,汉民族陷入“一仆二主”境地,除了当好爱新觉罗、叶赫那拉等满清权贵的奴仆,还要为主人垫背,做缴纳赔款的洋奴。

  双重压榨下,汉民族的精神状态已陷入谷底,麻木与卑顺无以复加。

  19世纪末,中国近邻日本以“宪政”加“武士道”之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在随后甲午之战,一举击败老大清帝国。

  就在此后,一个对中国人最具精神挖苦意味的称号出现了:东亚病夫。

  很多人以为这称号是个“蔑称”,而我认为,就清版汉人的精神状态而言,这更应该算是真实写照,应属“实称”。“集奴隶品质之大全”的清之汉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模样,到了双重殖民的晚清,“双压”之下愈发麻木,精神病情加重,不是病夫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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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东亚病夫”这称号到底怎么出笼的呢?

  我们今天看以清末为时代背景的《霍元甲》《精武门》等武打片,经常能听到这个刺耳称号。随着这个称号出现的,必有挑战中国武师的日本武士。所以,中国观众大都以为“东亚病夫”这个称号是日本给予的。其实不然,此号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日本,后期军国日本只是将这个称号叫得最起劲而已。

  1896年10月17日,中国上海租界,有一份报纸登载了一篇文章,引起世人极大关注。那张报纸名叫《字西林报》,是英国人创办,报纸的意译名称应为:《北华日报》。在这张报纸的这篇文章中,首度出现了“东亚病夫”一词,文章作者对萎靡的清人予以尖刻挖苦:

  “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是东亚的一个病夫国家,由来已久。但让我们真正认清他们的病情,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也就是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清国的病情认识还不到家,而日本这一战,让清国破了相,也让西方彻底认清了这是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

  “东洋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我们知道,翻译这张报纸这篇文章的,系晚清著名维新学者梁启超。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没有记录。只知道作者是个英国人,那么这个英国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北华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发现写作动机是一场战争后的一个联想:受东亚甲午战争影响,联想到“欧洲病夫”。

  英国人在以“病夫”评价中国之前,早就把这顶帽子扣在了另一个帝国头上,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有前突厥帝国的身影,可谓世界最后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近代是海洋文明“日新月异”的时代,但却是没落的草原文明谢幕时代,小小荷兰都敢骑在奥斯曼帝国头上作威作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不是身体问题,而出在整个国家政治陈腐、民族精神败落。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周年半的日子,东方大清帝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打得一蹶不振,联系到硕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荷兰欺负,所以一个“欧洲病夫”,一个“东亚病夫”就这样“排列组合”了。

  “东亚病夫”称号出笼后,世界列强纷纷点头认可,之后,一些外国学者还不断引为课题,对此称进行了附加诠释。

  譬如日本有个维新教父,名叫福泽渝吉。他对“东亚病夫”大清帝国之病因,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小结——

  其一,实行古代专制,无自由可言;

  其二,刑法残忍,无人道可言;

  其三,举国愚昧,无科学可言;

  其四,屈辱而不知耻,无尊严可言。

  1901年,英国立德夫人出版了一本《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书中这样描写“东亚病夫”神态:

  “约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吸食鸦片。我从没见过比这里的人更加虚弱无力的了。有些地方土地肥沃,整村整村的男人都面色苍白,躬着背,身体都空了,也许连肋骨都空了,在路上,人们都是在散步,而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驮着东西赶路。”

  显然,这是一个被掏空灵魂的无魂帝国。

  无魂帝国的天空下,“家”是唯一的精神寄托。所以,中国历朝特别是清朝以来,中国人变得越来越“顾家”,各种《家书》鳞次栉比、都成了畅销书。亿万中国人就像被套进一张大网里的鱼群,每条鱼想的是如何从这张网的网眼里钻出去,建立置身其外的自保巢穴,而从不敢想团结起来撞破这张网,让整个族群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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