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禁烟英雄林则徐提议种植鸦片有何隐情?

  如何对付鸦片,一度是大清国高层政治站队的标准。

  光禄寺卿许乃济显然是另类,他居然提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种植鸦片,以国产毒品对抗进口毒品。

  在许乃济1838年提交给道光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政府一刀切的禁令导致鸦片在“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如果“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大清官场向来是用道德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尽管一般都无法解决。许乃济的非典型言论,为自己带来了严厉的纪律处分,并在次年郁郁而终。吊诡的是,远在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却称赞他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并嘲讽禁烟派们、当然包括著名的林则徐。马克思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

  谁也想不到的是,林则徐在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却越来越接近许乃济的思想。1847年,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写给他的学生、江西抚州“署知府”文海的信中,居然提出可以种植鸦片:“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醍,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林则徐所担心的,只是消费者是否能接受国产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林则徐所反对的,并非吸食鸦片,而是进口鸦片。作为地方官,承担着发展经济的现实压力,有关道义的清谈就只能是扯淡。鸦片战争后,地方政府默许之下的国产鸦片种植,开始迅速而悄然地推行。地方政府之所以喜爱鸦片,因为能征收超出粮食20倍的税收,“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郭嵩焘)。农民之所以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

  在官心所向、民心所向之下,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进口鸦片被明确合法化,鸦片的种植区域,从云贵川等地,迅速扩展到全国。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国产化程度竟达到80.12%(台北中央研究院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三年后(1882年),大清国的鸦片就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成为第一个实现国产替代的行业,并且开始出口创汇。

  值得注意的是,向中国出口鸦片的始作俑者英国,其本国也并不禁止鸦片,甚至还有专供婴儿的鸦片糖浆,以让孩子安静下来,直到1914年才要求凭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鸦片相关制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鸦片也是英国财政的支柱之一,一如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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