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的屏风是穿衣镜?西汉有这样的铜镜吗

  海昏侯墓出土的系列漆器“孔子屏风”,被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孔子像载体,为研究孔子的真实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组屏风构造特殊,不是单纯的漆木材质,漆木板的背后还有一块同等长宽的铜背板。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却认为,这可能不是屏风,而是一组铜镜。

  想来海昏侯墓家喻户晓,与出土大量黄金和所谓“孔子屏风” 有关。金灿灿的黄金,那是毋庸置疑了,可屏风呢,是屏风么?千篇一词,有点铺天盖地的气势,屏风容不得有疑。

  其实闻知出土屏风的报道时,心中多少生出一些疑惑,主要是觉得它的规格似乎小点。整体高度不足1米,虽不算太低,在人处坐姿时勉强可以遮挡。但宽度更窄,很难遮蔽住人体。

  后来又想到,一座漆木屏风,为何背面要用平光的铜板作衬,为的是增加它的强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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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铜板的用处,应当与加固无关,也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想要更加坚固,可以直接增加木板的厚度,而不必额外贴上一块铜板,这铜板一定另有来头。

  于是,就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一组复合构建并不是屏风,而应当是铜镜。那铜板不是背板,不是陪衬,它是主角。

  西汉时期真有这大的铜镜,而且还是一块方镜?列位看官可能有了点天方夜谭的感觉,这样的颠覆性说法,太唐突了吧?

  这个推断并非没有依据,其实这样的铜镜,考古过去就有发现。

  1980年山东淄博窝托村南西汉齐王墓五号陪葬坑中,出土一件大型矩形铜镜,现收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镜长115.1厘米,宽57.7厘米,厚1.2厘米,重56.5千克。方镜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每一环钮基底饰柿蒂纹,镜背饰有夔龙图案。发掘者推测这件大型铜镜要用柱子和座子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2期)。

  对比齐王墓的方镜,与刘贺“屏风” 上的铜板并无太大区别,只是体量更大。所以仅以大小而论,大刘的这块铜板可以是铜镜。齐王方镜只存镜面,镜框之类的附件没有保存下来,这次刘贺墓的发现可以与之互证。

  诸多疑问在心头,最近因为受海昏侯墓考古队杨军队长之邀,有幸目睹了许多出土品,也见到此“屏风” 真身。现场与漆木器考古专家吴顺清老师也有交流,我提出了自己的初步判断,得到他的认可。此行坚定了自己的认识,真得感谢杨吴二位的关照。

  非是屏风,疑为立镜,对于刘贺“屏风” 具体解构如下:

  镜架由出土现场图片就可以观察到,镜架主体为方框形,以稍厚实的方木合围,中间嵌置镜面和镜背。镜架四周或有雕饰漆绘。镜架当立于镜座之上,镜座形制尚不明了。

  镜面那个被称作屏风背板的铜板,就是镜面。镜面方形,以铜铸磨成型。镜面硕大,高约80~90厘米,宽约50厘米上下。这样的镜面不可谓不大,但较之年代更早的齐王镜,还只能屈居第二。

  镜背镜背为漆木质,绘有孔子及弟子画像,书写孔子及弟子生平事迹。

  镜掩镜架上安装有活页,是镜面附加的开阖遮盖设计,遮盖体也是漆木材质,其上依稀可辨认“衣镜”“佳以明”等字样。

  镜铭汉代铜镜,多兴加铸铭文,寓情喻意。刘贺之方镜,如有铭文,当随西汉后期风尚,书写镜之用途用义,而且非常文学化。镜铭书写的位置,由于发现的背板没有见到相关文字,或即镜掩上“衣镜”“佳以明”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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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举几例西汉后期镜铭:

  洛阳方格规矩四神镜:“福熹进兮日以前。食玉英兮饮澧泉。驾交龙兮乘浮云。白虎引兮上泰山 。凤凰舞兮见伸仙。长保命兮寿万年。周复始兮八子十二孙”(《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2期)。

  另一方格规矩四神镜:“昭是明镜知人请。左龙右虎得天菁。朱爵玄武法列星。八子十二孙居安宁。常宜酒食乐长生兮”(铃木 博司《方格规矩四神镜图录》24图)。

  又见四神镜:“角王巨虚辟不详。仓龙白虎神而明。赤鸟玄武主阴阳。国宝受福家富昌。长宜子孙乐未央”(罗振玉《古镜图录》中3图)。

  西汉晚期铜镜纹样开始大量出现四神图像,上述数镜不仅铭文中有四神,同时也有四神造像。报道说,有一些漆木构件上的动物纹样,可能与这“屏风”有关,其中可能就有四神。刘贺方镜附件上是否会出现四神,也是可以期待的。

  镜名刘贺方镜如何称名,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出土位置是在主椁西室门口附近,应当有避邪的用意,或者可以认作是守门驱邪镜。又因为镜面硕大,日常可作正衣冠之用,也可以取用一个现代用语认作是穿衣镜。

  镜之义,在汉代人而言,不仅照容面理衣冠,它还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可以排遣相思,可以追求富贵,可以长宜子孙,可以驱邪避灾,再想得高尚一点,可保国泰民安。如长沙出土圣人镜,铭曰:“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纲”(长沙211号墓,《长沙发 掘报告》,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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