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国被称东亚病夫是因奥运成绩不佳吗

  奥运会已经来了,但国人的热切显然大不如前。从前奥运会,国人会拿每一位金牌获得者当国家英雄崇拜,但是随后越来越淡,至于本届里约奥运会,估计一些冠军的名字都未必记得起来。与其说国人的“爱国心”淡了,不如说这是一个“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国民成熟标志,人们大多弄清了这个理:体育的真谛是选手的职业化和全民健身,金牌的获得不仅是一种国家荣誉,而且更是为了吸引人们参与和关注这个项目,达到全民健身的目的。

  那么,已经连年高居奥运金牌榜三甲的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举国“健儿”的体育强国了呢?一个国家被世界敬重,和体育究竟是什么关系?

  于是,不由地想到了这词:东亚病夫。

  现在关于“东亚病夫”的起源,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来自英国人的报纸,一说是来自柏林奥运会。“正统”的词条往往把二者掺到一起。先由英国报章而起,后定格于柏林奥运会——在1936年的那次奥运会上,中国参赛运动员第一轮全部淘汰,无一进入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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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英国报章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晚清时期,英国人在上海租借创办的颇有名气的英文报纸——《字西林报》,意译《北华日报》。该报于1896年10月17日登载一篇文章。对萎靡的中国人以尖刻挖苦:“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东洋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大家都知道翻译这篇报纸的是梁启超先生,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没有记录。只知道作者是个英国人,那么这个英国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北华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发现写作动机是两个连带事件:受“欧洲病夫”启发,评价中日甲午战争。

  英国人在以“病夫”评价中国之前,早就把这顶帽子扣在了另一个帝国头上,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奥斯曼帝国有前突厥帝国的前身,可谓世界最后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17世纪正是航海国家“日新月异”红红火火的时代,但却是这个最后一匹巨型草原狼老去的谢幕时代。早在17世纪,漫游世界的航海大国荷兰,就看出了奥斯曼帝国病根,荷兰领事在向国内报告中指出——

  “现在此地情况已达到人人为所欲为的程度,其有权者尤甚,从这一点便可窥见该国的状况。现在已不是一根柱子折段或削弱的问题,而是国家的四根支柱,即宗教,法律,政治,财政全部崩溃……每个人不妨扪心自问,长此以往,是否还能维持下去?”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不是身体问题,而出在“国家的四根支柱”的腐烂——政治腐败、信仰破产、法律废弛、经济崩溃。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周年半的日子,东方帝国中国被后起之秀日本打败,联系到硕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荷兰欺负,所以一个“欧洲病夫”,一个“东亚病夫”就这样“排列组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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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后来所言的柏林奥运会,其实和“东亚病夫”的固化没多大关系,中国运动员“无一进入决赛”是实,而“第一轮全部淘汰”说法有误。例如拳击运动员王润兰,在预赛中连克日本、英国选手,只在最后争夺决赛权时被裁判“无理改判”,才痛失决赛权。虽然当时中国运动员无一进入决赛,但是除了个别漫画之外,并没有遭到过度丑化。当时东道主的国家元首、威风凛凛的希特勒还兴致勃勃观看了中国的武术——飞叉表演,并没有轻蔑中国运动员。

  彼时,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西方元首,对于中国的“成见”,并没有晚清那样深。所以,所谓东亚病夫与奥运会有关的说法,其实是以“身体”转移了“麻木不仁”的精神视线,不足为据。

  事实上,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出现不少英雄人物。他们在抗战爆发后,很多人加入了国民军,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就像王润兰,卢沟桥事变后毅然入伍,任国民军三十二军补三团三营排长。1937年9月14日,他率部队在漳河北岸阻击来敌,连战4昼夜,负伤后坚持指挥作战。9月21日拂晓,带几名战士以集束手榴弹炸敌坦克时,壮烈牺牲。国民政府国防部授予他“民族英雄”称号。“王润兰们”用热血证明——他们不是“病夫”,是“英烈”。

  可见,摘掉“病夫”帽子,与奥运会拿多少金牌没多大关系。随着世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运与体运并非因果关系。所谓病夫,不在身体,甚至不在个人精神状态,而在“国疾”。晚清时的中国,虽深受鸦片之害,但也并非个个都是大烟鬼,那时也出现不少“拳打东西两洋”的“霍元甲式传奇”,他们在银幕上打败俄国大力士与日本武士很容易,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东亚病夫”面貌。

  百年风云中,中国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脱胎换骨一共有两次机会,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二次是二战结束成为“战胜国”。中国接受日本投降时,世界不再有人对中国喊“东亚病夫”,因为那时中国有个响当当的称谓——“世界四强”。一如1923年凯末尔领导人民推翻奥斯曼帝国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欧洲病夫”的帽子就从他们的头上彻底消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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