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也是我国的风水大师，被誉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当时全天下的人都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朱元璋选择明朝皇陵，还有明朝皇都都是让刘伯温选的地址。可见朱元璋当时对刘伯温多么器重了。越是器重的人，朱元璋越对刘伯温忌惮。
刘伯温临死的时候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很好的风水宝地，他的墓葬所在地有九支小山脉延伸，俗名“九龙抢珠”，在墓的正前方，有一个小土丘，很像一个龙珠;左边有一座品字形小山丘，形如笔架。于是就有人在朱元璋的面前说那块地方有天子气，这话说出来，朱元璋更是怀疑了。
朱元璋害怕以后朱家的江山坐不稳，后来刘伯温去世入殓的时候，朱元璋不知道听信了谁的谗言，非要把刘伯温的棺材的前边锯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断了刘伯温选择的龙脉。
打开刘伯温的棺材，众人大吃一惊，里面只有一本《大明律》。此时这本书是打开的，书上第一页就是一条律法：“开棺见尸者斩。”刘伯温早就算到朱元璋会在自己死后前来破坏自己的棺材，所以将明朝的法律搬出来。朱元璋看到这六个字，吓了一跳，对刘伯温的才识更是佩服了。并且厚待了刘伯温的后代。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中国古代，男性讲究的是三妻四妾，帝王更是讲究后宫佳丽三千，后宫佳丽者曾一度达到四万。自古帝王都不是痴情种，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利益，权利，江山的面前，任何曾经被深爱的妃子也好，皇后也罢都不值一提，杨贵妃败给了江山，皇后乙佛氏也是如此。
乙佛氏，西魏皇帝元宝炬的第一任皇后。北魏末年，国家分裂，权臣掌权，皇帝在位，实为傀儡。西魏傀儡皇帝，被迫与邻国柔然公主政治联姻。国家因为此场政治联姻强大，可是却苦了原配皇后乙佛氏。
东西魏之间战乱频繁，彼时柔然逐渐强大，区区一个妃子之位怎可满足柔然国的胃口?柔然国要求本国公主必须做皇后。
而皇帝此时已经有一位贤良淑德的皇后乙佛氏了，并且乙佛氏16岁跟他成亲以来，如今已经过去13年了。13年期间，她为皇帝生下了12个孩子，虽然成功活下来的只有2个，但是这足以证明乙佛氏在皇帝心中的分量。可是深情在江山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元宝炬下令，废除皇后乙佛氏，改立柔然公主郁久吕氏为新任皇后。
西魏与柔然国边境获得宁静，前任皇后乙佛氏被迫削发为尼，元宝炬本以为此事到了尽头。但是，女人一旦狠毒起来，那可是非常可怕的。
郁久吕氏长久呆在深宫，闲来无事，拼命把已经削发为尼的乙佛氏当作自己最大的威胁。乙佛氏迫于无奈再次搬迁到秦州，与自己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在此期间，皇帝元宝炬暗中传话，希望乙佛氏能够为自己再留长发。
郁久吕氏本来生性多嫉，听闻此事之后，立马要求处死乙佛氏，否则柔然将出兵攻打西魏。皇帝元宝炬，为其求情，认为无需为一女子大动干戈。但是彼时国内，到处传言柔然攻打西魏，弄得人心惶惶，加之元宝炬本身就是一个傀儡皇帝，手中并无实权。终究还是下令处死了乙佛氏。
乙佛氏死后不久，害死乙佛氏的郁久吕氏内心愧疚，当她怀孕后，总是听到房顶有狗叫之声，还看到一个盛装打扮的女子，但是侍女们都没有看到那名女子。恍恍惚惚，内心惶恐，皇后郁久吕氏年仅16岁便驾鹤西去了。
多年之后，皇帝元宝炬驾崩，临死前手书表示想同乙佛氏合葬。众大臣自然是极力反对，一是乙佛氏已经被废，不再是皇家之人;二是柔然与本国的政治联盟并未结束。
帝王虽有皇帝遗诏，但为大局考虑，众大臣还是极力安排元宝炬同郁久吕氏合葬，但是刚到墓前，灵柩车的车辘坏掉。最终，元宝炬还是与乙佛氏合葬在一起。
桓范字元则，沛国龙亢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他不仅通晓政略，同时还精擅文学、绘画。此人虽然心思敏锐，聪明绝顶，号称“智囊”，然而历来的影视作品均对其一笔带过、着墨不深。本书对他的论述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独具慧眼，劝友见妻。
三国时，魏国首都公安厅的阮厅长有个女儿，相貌非常丑陋。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丑女嫁给了许允。举行婚礼之后，新郎死活不进洞房，并放话说：“你那个女儿长得跟泼了稀硫酸一样，我宁可撞死也不进去!”家人为此十分担心。恰巧阮家的世交桓范前来贺喜，阮厅长高兴地说：“大家都不必发愁，桓范一定能劝许允进来。”
许允见了桓范，气就不打一处来，怒道：“我要退货!这是欺骗消费者!”
桓范笑着说：“你先别退货，冷静一点!阮家是世代守礼之家，既然把丑女嫁给你，肯定是有用意的，你应该进去看一看。”于是耐心的给他讲述“丑妻近地家中宝”的训诫。
的确，丑女有丑女的好处，子曰：“贤贤易色。”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古代有三大丑女：第一位叫嫫母，是黄帝的妃子，丑得可以吓退鬼怪，却擅长织布，而且组织才能出众，是黄帝的贤内助。第二位叫钟离春，是战国时期齐国无盐人，德才兼备却容颜丑陋，四十岁还没嫁出去。时值齐国朝纲不振，政治腐败，钟离春冒死请见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方法。齐宣王大为感动，把她立为王后，看成自己的一面宝镜。第三位是东汉时的孟光，长得又黑又丑，却非贤士梁鸿不嫁。两人结婚后隐居山中，以耕织为业，以诗琴自娱，为后世留下“举案齐眉”的佳话。
这些貌丑才优的女子，比许多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更令人瞩目。
许允再三考虑，觉得桓范所言不无道理，于是硬着头皮回到洞房，可是一看夫人那副尊容，又吓得要往外跑。新娘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死拉着不让他走。许允很不客气地问：“妻子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几德?”新娘说：“在品德、辞令、容貌、女工四样当中，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不过，士人应该有百种品行，你有几行?”许允说：“我都有。”新娘说：“百种品行，以德为首，你重色不重德，还好意思说‘都有’?”许允被她问得哑口无言，觉得这新娘很不简单，只能强抑不满，自我安慰道：“我吐啊吐啊就习惯了!”
后来，许允担任组织部干部调配局局长，他所提拔的人都是同乡，最后被人检举揭发。魏明帝怀疑他营私舞弊，要对他诫勉谈话。他的妻子光着脚追出来，提醒他说：“皇上圣明，可以用道理说服，不能用感情打动。”许允被带到朝堂之后，曹叡骂道：“朕身为天子，都不敢任人唯亲，你何德何能，竟敢拉帮结派?”许允说：“圣人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可谓公矣。’我推举自己的乡党，是因为他们勤勉务实、才堪大用，不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小圈子。请陛下考察一下，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我甘愿领罪。”明帝经过考察，发现他选任的人都很称职，不但没治罪，还升了他的官。
许允当初被抓走时，全家老少吓得大哭。阮氏平静地说：“大家不用担心，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于是一边煮着八宝粥，一边若无其事的等着。过了一会儿，许允果然回来了。
许允后来卷入夏侯玄谋杀司马师的事件，朝廷上要对他处以极刑。仆人慌里慌张跑回家告诉许妻。许妻正在机上织布，神色不变地说：“跟司马家族那群虎狼之徒斗争，却不讲求策略，反而想要效仿专诸、荆轲的行为。如今谋事不密，丧身殒命是理所应当的。”门生说：“恐怕要来抓你们的儿子，赶紧把他们藏起来吧!”许妻说：“这不关儿子的事。”
许允死后，许妻搬到他的墓旁居住。司马师不放心，假意派钟会去看，如果许允的儿子像父亲一样有才干，也加以诛灭，以绝后患。儿子问母亲该如何应对，母亲说：“你们几个虽然不错，但才干不多，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有事的。也不必表现得过于悲伤，钟会不哭了，你们也就别哭了。还有，少打听朝廷里的事。”儿子们按照母亲说的做，钟会认为他们平平无奇，于是据实回报司马师。钟会以善于看人著称，司马师相信他的判断，不再追究。
许允在九泉之下应该庆幸桓范让他娶了一位了不起的妻子，否则也许会落个断子绝孙的下场。
其二，刚正守职，屡有进谏。
正始年间，桓范被任命为大司农，以清廉节俭见称。当时曹爽专横跋扈，独揽朝政，史载其“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不惟如此，还纵容手下敲诈勒索、盗取公帑。譬如其心腹何晏，曾强行将洛阳、野王两地的数百顷桑田和汤沐地霸占，作为自己的产业，还不满足，又变本加厉的向其他州郡索取，官员都不敢抗逆。而一些开罪了何晏的大臣，像卢毓、傅嘏等都因小事而被免官。朝堂上的司法官员为了迎合曹爽一党，以求晋升，不惜给其他诤臣罗织子虚乌有的罪名，冤案迭生。
桓范有感于此，作《辩能》以讽喻时弊，其文略曰：“夫商、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商、韩、宁、郅之罪人也。”
大意是，商鞅、申不害、韩非子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群众只求能免于犯罪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因此，他们相对于伊尹、周公来说，则是罪人。然而他们在“富国强兵”、“信守法度”、“赏罚公正”、“不避权贵”等等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假装模仿商鞅、韩非的样子，实则根本没有秉承法家的精髓，他们专门以残暴的杀戮、惩罚为能事，迎合为政者的旨意，趋炎附势，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因此，他们相对于商鞅、韩非来说，则又是罪人了。然而这些酷吏在“抑制豪强”、“惩奸除恶”、“儆戒百官”等等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
这番恳切之议最终石沉大海。
桓范又对曹爽、曹羲兄弟屡次一起出游的事情加以劝谏：“你们兄弟总揽大权，掌管禁兵，不宜一起出城。万一有人关闭城门，你们谁又能进城呢?”曹爽不以为意道：“谁敢做这种事?!”于是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
正始十年，太傅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随曹芳拜谒高平陵发动政变，关闭洛阳城门。当时，大司农桓范带着大司农印寻找曹爽，并进言说：“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意在让他们效法当年魏武帝“奉天子以令不臣，蓄士马以讨不庭”的做法，先把圣上移到许都，以待勤王之师。届时，只要曹氏兄弟能凭险据守三个月，那些有心对中原瓜分豆剖的势力就会纷杳而至，趁机浑水摸鱼，司马家族断难称心如意、独成其大!
司马懿闻听后，果然担心曹爽真的奔赴许都，然后矫诏乱命，召集朋党或者境外蛮族来对抗自己。倘若到了那一步，吴、蜀两国的鹰派势力也难免乘衅而起，局面会更加复杂。
蒋济却断定曹爽贪恋妻小，肯定不会采纳桓范之计。
后来，正如蒋济所料，曹爽决心要罢官投降，以为顺从地交出权力还可以继续富裕奢华的侯爵生活，保存家族。桓范见此大哭着说：“曹真一世英雄，却生出你们两个蠢猪笨牛。我真是瞎了眼，竟然忠心耿耿的为你们筹谋划策，看来今天难免身死族灭的下场了!”
其三，获罪遭戮，宏著未成。
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即便是聪慧之人，也难以在第一时间看出端倪。有道是“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进身。”我们察人断事切忌“先入为主”，否则必然深受其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汉哀帝刘欣有贤臣辅佐，可还是差点被道貌岸然的息夫躬(人物名)欺骗;楚怀王熊槐早年有兼听之明，照样被外表谦逊和顺的靳尚所诓。相反，陆逊因为不遵常理而让众将觉得“难当大任”，左思因为笨嘴拙舌而令时人嘲讽讥笑。
桓范撰写的《世要论》，对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官员进行了评价，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法则展露无遗，何为“正”，何为“邪”，皆清晰可辨。或为师从楷模，或为摒弃典型，后来者自可参照。
《世要论》所言‘七恕’：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不善言辞，但是头脑聪慧敏锐，说起话来虽然尽是些刺耳之言，却能把交代的事情办成。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并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外表呆板，不修边幅，说起话来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可这种人虽然看上去生性疏阔，内心却藏有无穷无尽的奇思妙想。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的淳朴和内秀而宽容他外在的鄙陋与不足吗?
有的官员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国家大局而与众多同僚发生了意见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道德标准很高，不会以‘低头折节’的方式换取与赃官恶吏的同流合污，更不会以损害社会的方式为自己博得名望。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看在他光风霁月的份上，特别加以理解吗?
有些官员寓居仄陋，却有胆量讨论皇亲国戚才敢讨论的事情，有的官员地位卑贱，却敢对国家大计建言献策，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德、才能，并加以体恤。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七种好官员。”
《世要论》所言‘九虑’：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就要实现他的大野心，从而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官员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蝇营狗苟。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图谋结党的奸诈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划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宠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对于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这九种善于观察、缜密思量的做法，也是当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否则就要招引奸邪近身。
这‘七恕’、‘九虑’常被后世有为之君当作案头之训，时刻铭记，甚至被魏征、褚遂良等人编入《群书治要》，以诫来叶。自此，无论清官廉吏还是奸伪之徒，大家都可用以参验对照、找出原型。放眼明初，监察御史韩宜可耿直敢言、快口无忌、不通世故，自太子以下，无不厌弃，但洪武帝思及‘七恕’，赦而不杀，果然为国家保存了能臣干吏;而刑部尚书开济觇伺上意、务为两端、左右逢源，满朝文武皆称其精明干练，时人鲜克有疑!朱元璋却不忘‘九虑’，细究其行，终于发现了他的罪恶勾当!可见‘七恕’、‘九虑’这套理论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更令我们啧啧称奇的是，这套理论虽然析毫剖芒、字字珠玑，却只不过是桓范所著的十分之一。掌权者若能尽用桓范之才，何愁纲纪不整、天下不治?可惜，司马懿并没有像汉高祖刘邦宽宥蒯通那样，饶恕桓范，而是辣手无情的将其杀害。遂使他正在编写的《治本》、《择将》等等名篇，散佚不存!今天我们很难再看到完整的《世要论》了!甚为可惜!
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亦为“华夏”一词的创造者与最初指代。周朝共传30代37王，共计约791年，另一说是868年，两者相差近一百年，问题在于周朝的建国之年一直无法确认。
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宗周)，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成周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
首先，所谓的周朝应该将西周和东周分开讲。
周朝国祚绵长，西周和东周前后八百年国运，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应该归功于西周初年政治家武王和周公的制度设计。西周之前的殷商和目前尚存在于文献中的夏朝，夏商两代是中国王权的初创时代，夏王和商王仅仅是名义上的共主，整个华夏世界的政治格局是各自独立、各自为政的方国体制。西周之所以能从西部小邦而灭掉大邑商，与这种松散的方国体制有着密切关系。
西周灭商之后，采取了基于宗法制的分封制，全国领土被分封制联系在一起，诸侯国家与周天子有着一系列复杂的义务-权利关系，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创制，宗法分封制对周王朝政权的巩固有着关键的作用。作为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井田制，同样也有利于王权的巩固。
第二，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周朝国祚绵长的重要原因。西周初年，周公损益夏商旧制，制定了一整套的西周的礼乐制度，从天子到庶人都必须遵守。礼乐制度是周朝统治的文化基础，在平民以上的阶层都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有利于加强整个国族对于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同。
第三，周公及时在东方区域建立政治和军事存在，为日后的迁都奠定了基础。西周初年，周公为了防备东方的殷顽民反抗，营建了洛邑，也就是所谓的成周。成周的营建，为周王朝提供了缓冲的余地，日后，犬戎攻破镐京，周王室得以东迁，到洛邑继续延续国祚。
第四，周天子并不强大的王权，使得虚君成为可能，也使得任何一个诸侯不会轻易去篡夺王权。西周初年建立的宗法分封制，各个诸侯国有着很大的自主权，这看上去好像是周天子没有强力控制能力，但是实际上这种制度恰好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在周天子强大时，他对诸侯国有很大的约束能力。
到了东周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势力衰微，但是他仍然是宗法分封制的核心，是诸侯的大家长，这种近乎虚置的君权却没有人有能力去篡夺，如果哪个诸侯有野心篡夺这个似乎已经不强大的君权，势必遭致别的诸侯群起而攻。所以，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很有市场，而楚国的问鼎轻重则会遭致群攻!
周朝能够延续国运800年，源自落后的生产力，道德至上以及分封制度。
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朝廷
周朝时期的最高生产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周朝朝廷，甚至诸侯国都不具有。朝廷，诸侯，民众，三者之间的生产力对比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中国，非洲原始部落。生产力最直接的体现在青铜器的制造。朝廷掌握了最精美的青铜器制造工艺，并把这种工艺上升到神受。各个诸侯国朝贡或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赏赐精美的青铜器是最重要的当时。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朝廷是周朝国运长久的重要原因。
尊崇周朝朝廷的道德至上
周朝分东西。西周灭亡，周平王迁都，东周开始的原因，不是由于平民或奴隶起义，也不是由于各诸侯国造反，而是因为西戎攻击了国都。虽然中间有深厚的原因。但主力在于西戎。楚庄王曾向朝廷问鼎，被王孙满以诸侯不可问鼎，周朝天命未绝，便将楚庄王逼走了。如果放在后世任何一个朝代，不打过不分高低，怎么可能一句天命未绝就退兵。
分封诸侯国巩固了朝廷
武王发周灭商之后，分封有功之臣，同姓王族自己五帝后人。其中以同姓王族最多。朝廷一方面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一方面加深王权神话思想。各个诸侯国对于朝廷的感情不同，有亲有疏，为了利益，以尊崇朝廷的目的相互牵制。
春秋五霸时期，每一个霸主的出现，都需要朝廷形式上的认可。齐桓公在具有了称霸实力之后，由朝廷赐予方伯称号，才真正称霸。最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的秦朝也多次获得祭肉的赏赐。在春秋乃至战国前期，各大诸侯国由于实力相近，以尊崇朝廷的名义，各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东周可以获得生存。战国后期，实力平衡被打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一家独大，最终灭掉了东周。周朝灭亡。
事实上，西周末期，各大诸侯国就已经从实力上超越了朝廷。几百年的尊崇朝廷思想深入民心和分封国的相互牵制，延续了周朝几百年国运。
皇帝不光要治理天下，还有个重要的职责是生育子女，为皇室开枝散叶，这样才能保证国祚延续。
所以，历史上的皇帝都是尽可能的生育，除非身体有问题，十多个孩子都不算多的。
以子女多而闻名的皇帝，康熙算一个，他一生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共55个子女，所以什么九龙夺嫡算小CASS了，还有29个在旁边看着呢。
历史上子女最多的皇帝有多少孩子呢?答案是38个儿子，42个女儿，共80个在，这个皇帝就是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好色是出了名的，否则李师师的青楼也不会有他的传说。好色的帝王，孩子一般都不会少。
在《宋史》中记载了靖康之变前宋徽宗的孩子数目：“徽宗三十一子”(《宗室传》，“三十四女”(《公主传》)。其实这时候宋徽宗已经占据子女最多皇帝排名的最高点了。
生了这么多儿女有什么用呢?一场靖康之变，少数皇子逃脱升天，如赵构等，其它要么死于乱兵，要么成了金人俘虏。
最悲惨的当属这三十四位公主们，基本都成了金人士兵的玩物，很多死在了被押送北上的路上。
靖康之变后，宋徽宗被封为昏德公，先是被囚禁于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说句公道话，金人虽然喜欢羞辱宋徽宗，但对他还是可以的，宋徽宗的143名妃嫔女官和504名宫女，除了被金人霸占、死亡的，大多还给了他。
可能在大雪纷飞的黑龙江，条件艰苦，宋徽宗确实没什么事干，那就造小孩吧。直到身死的八年间，宋徽宗“入国后，又生六子八女”(《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于是宋徽宗在五国城，打破了自己的记录，子女达到了80名，真是可喜可贺。只是不知道北宋故民们听说了这个记录，会心痛几何?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似乎是个很奇怪的定律，在中国的历史上，每逢战争年代，都会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
隋唐时期自然也不例外，在那个群雄争霸，烽烟四起的年代，一批改变历史的英雄豪强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琼敬德，如今他们俩也被当做中国的门神，受到时代人民的称赞。
李世民在当上皇帝之后，对当初跟随他的有功之臣进行论功行赏，并设立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对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相信读者们都不陌生，他们是辅助唐太宗平定天下、治理天下的24位文臣武将。
李世民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可谓个个豪杰，运筹帷幄的长孙无忌，战功赫赫的李靖李勣，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秦琼程咬金，足智多谋的房玄龄杜如晦，刚直耿介的魏征，打下半个江山的李孝恭，还有被以造反罪名诛杀的张亮侯君集等等，没一个省油的灯。可是今天我要说的是排在最后的一位的——秦琼。
在众多的武将中单论个人武力，秦叔宝可能是最骁勇的那一位。旧唐书曾云“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莫不如志”，意思和万千敌军取敌将首级差不多，可见秦琼被称为李世民手下第一猛将，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却排在了最后一位。 这又是为何呢?很多人会说是因为秦叔宝没有参加宣武门之变，要知道当时的魏征还是李建成手下呢?甚至有人认为绘像时，秦琼已经死了五年，因此这都不是主要原因。
1.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公元626年，而排名中间的殷开山却死于公元622年。名列第四的魏徵在玄武门事件时还是太子李建成的人。而且史书《后唐书》记载秦琼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事宁，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秦琼因参战有功，被加官增禄。
2.秦琼在跟随李世民出征时，战功显赫，在征伐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的战役中，秦琼都是先锋指挥官。只是在大唐一统贞观年间，因多次发病而战功不显著。
3.在绘制凌烟阁像时，秦琼已去世五年，但殷开山去世二十年，而柴绍也去世了九年，排在第三的杜如晦也死了十七年，所以这个也不是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秦琼太过自负。有一次秦琼曾对旁人说：“我戎马一生，大小战斗二百余阵，屡受重伤，怎么会不生病”。后来这话传到了李世民耳朵里，李世民将这话当成了邀功的意思，在李世民看来，秦琼在投靠李家之前，也曾替王世充、李密等人卖命，难道所有的伤都是替李家受的吗?
要知道，李世民并不是一位心胸开阔之人，魏征死后，李世民就对魏征差点开棺戮尸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面对秦叔宝的炫耀，李世民怎么可能不多想。
凌烟阁二十四人中，除了秦琼外，其他人都有实际封地，只有秦琼是虚职，但最后李世民还是将秦琼放在凌烟阁中，也算有一点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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