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历史上的猛将，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潮流当中，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会，比如，三国时期的，五虎上将，明朝的徐达，常遇春，汉朝的，卫青，霍去病，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将，还没有那个能说是，中华的第一战神，而我们今天来说的这位，可以说是中华第一战神，但却一直以来被骂千年。
他，谋勇绝伦”，幼年便“聪慧异常”，双手持不同长兵器(神级操作)，在魏晋南北朝个人武勇最高水平，说到这，可能大家就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没错，他就是冉闵。
冉闵(?-352年)，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十六国时期冉魏政权建立者，350年-352年在位，国号大魏，史称冉魏。可惜的是，352年冉闵突围不遂，为前燕皇帝慕容儁所擒，斩于遏陉山。
冉闵一生当中，有一件事那可以说是业绩盖过秦始皇，公元326年，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了“八王之乱”后，损失惨重，虚弱不堪，各方势力大举入侵中原，大肆杀害我汉族同胞，这时汉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38年，冉闵聚众起义，在昌黎大战一战成名，之后建立冉魏，冉闵下达杀胡令，解救了大批被掠汉女，实乃大英雄也，这是这样一位汉族英雄，一直以来被骂千年，这是为何?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能和您一起学习历史，晨雨非常荣幸，有不当之处，请评论区指正。
我们今天来说的是，一个让弱小的秦国变强盛，最后统一六国的名人，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5~公元前338年)战国时卫国人，卫国君王后裔，所以又称公孙鞅、商鞅。他主要的功绩是通过变法让秦国强盛，这次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公元前359年，秦国颁布《垦草令》，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第一次变革，主要内容是改革户籍、奖励军功、废除世禄制度、重农抑商等等。
公元前351年，施行第二次变革，这次变革主要是废井田，允许土地私有并买卖，推行县制等等。
这次变法我们从三个方面通俗的讲一下他的作用。
政治上，推行县制，让国家权力更加集中。经济上，土地私有制让农业能更好发展。军事上，奖励军功，让秦军战斗力更强大。
这次变革使秦国变得逐渐强大，却给商鞅带来了悲惨的结局。实施变革中商鞅的残酷，和变革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使商鞅在秦孝公逝去后，被公子虔指认谋反，秦惠文王派兵杀死了商鞅，商鞅死后，尸身被车裂示众。
商鞅是在死后被车裂的，这一点和文学作品不同，但正史上是如此记载的。
商鞅变法让弱小的秦国强盛起来，为以后秦王赢政一统六国打下了基础，但他的结局却让人感叹!
说起太平天国运动，就不得不说说里面的灵魂人物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才智过人，堪称文武双绝。十六岁败将，十九岁统帅千军，二十岁封王。时人赞其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1854年秋，曾国藩与石达开在九江、湖口织就罗网，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与24岁的石达开的第一次交手。到了湖口，石达开亲自勘察地形，运筹帷幄，并仔细分析了两军的作战情况。他看出，两军最大的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军舰，加紧操练水师。1854年十二月，石达开派九十人的小股部队突袭吴城镇，四千清军闻风而逃，通过这场战役太平军收获了战舰一百多条，大小炮七百多尊，大大加强了水师的力量。
1855年的第一天，曾国藩发出了攻打九江的指令，两军正式交锋。最终的结果是，湘军死伤无数，曾国藩的船只也被大量的焚毁。甚至于曾国藩的坐船都被太平军团团围住，当时曾眼看在劫难逃，直接跳入冰冷的江水中。幸好被部下从水中救起，仓皇逃入陆军行营，才得以侥幸保命。
历史记载中，有曾、石二人对彼此的评价：
石评价曾：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石达开的这一评价，既表达了对洪秀全非成大事之才以致平天国穷途末路的感叹，又表达了与曾国藩是英雄识英雄的感叹。
曾评价石：“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就是说石“智勇双全”。
由此可见，英雄之间，相杀之余，到底还是惺惺相惜的。
公元177年，刚当上顿邱县令不到一年的曹操被免职，前后缘由大概是这样的：曹操有个堂妹，堂妹嫁给了宋奇，宋奇有个姐姐，姐姐嫁给了灵帝，后来成了皇后，大宦官王甫讨厌宋皇后，便联合众妃子诬告宋皇后，宋皇后就被整死了，宋家及相关人员也要受株连。
曹操被宋皇后株连免官，就像遭遇了天上掉下的鸟屎一般，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祸从天降”。就这样曹操灰溜溜地回到了老家。不过，曹操毕竟是曹操，就算仕途失意日子也照样过得有滋有味。终于可以放下工作安心的研习兵法，可以听音乐，可以练书法，可以吟诗作对，可以骑马射箭，甚至可以放开心的享受女人了······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在逆境中的状态，家世好，有钱，年轻，曹操没有理由不去娱乐场所留下虽不英俊但是潇洒的身影。就在一次潇洒的时候，他对一个倡女动心了。这个倡女姓卞，出现在曹操面前时，人们叫唤她为卞姑娘。他不错眼珠的盯着卞姑娘看，同行的好友像夏侯惇、夏侯渊等人见他这样纷纷起哄“看上了就娶啊!”
“娶就娶”曹操说。
夏侯惇吓坏了，嘴巴张得能把曹操吞进去，他们知道曹操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一个倡女，玩玩就可以了，怎么能娶回家呢!夏侯惇等人纷纷劝曹操：“天下女人多得是，何必和一个倡女来真的呢?”
曹操盯着卞姑娘说：“她，天下只有一个!”
就这样，倡家出生的卞姑娘成了曹操明媒正娶的妾。虽然当时曹操已经娶过两位妻子，正妻丁氏以及后娶的刘氏，但那都是父母之命，而卞氏是他的自主选择。喜欢了就选择，自己选择的东西才值得拥有。这一人生哲学，曹操受益终生。
关于张献忠的残暴，历史学家们已经搜集了足够多的证据。
不过，据说把张献忠杀人的“数字”全部加起来，数字会比当时全中国人数都还要多。
康熙时期的学者毛奇龄曾说，张献忠嗜杀，共杀人“六万万”。
毛奇龄的说法，直至1923年才成书的《清代通史》也加以沿用：“献忠性嗜杀……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有点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中国的人口是到了道光时期才达到四万万的。张献忠从哪儿变戏法变出这么多人出来的呢?
那么，究竟张献忠杀了多少四川人呢?
据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顺政权，后决定放弃四川，打回陕西老家。张献忠临走之前，一把大火彻底烧毁成都，然后朝广汉退去。尾随而来的清军发现了一块高七尺，宽三尺，厚八寸的花岗石“圣崳碑”，上刻一排大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落款为大顺二年(1645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献忠七杀碑。
不过，这块碑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
张献忠当然在四川杀了很多人，特别是读书人。
张献忠最讨厌的是这五种人：“一曰衙蠹，谓州县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义男作威者也;五曰学蠹，谓生员之喜事害人者也。”他称之为五蠹。
也说是说，他最讨厌的是州县官府的办差的衙吏，王府里的官差，民间的土豪劣绅，官宦子弟官二代，以及读书人。
可能是他受过太大的刺激，所有规定：“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只要是姓朱的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格杀无论。
其实，张献忠入川后，一度得到当地旧明朝官员的热烈欢迎。“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遑。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所以大家都前去投靠他，据说是“文臣武将，卖降恐后”。
张献忠还一度在四川举办科举，开科取士，打算让川人治川。他还特意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
不过，由于张献忠仍坚持没收与打粮的办法筹积军饷，侵害了广大士绅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南明弘光朝的封官许愿，很多人开始反水，“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最后只能蜗居在成都城内。
后来，张献忠决定离川回陕，为一泄心头之恨，特意举办“特科”，召集各府州县生员五千多人，最后全部杀于大慈寺。
得罪了读书人，所以最后关于张献忠屠川的记载汗牛充栋。
其实，四川的人口减少，是多种因素构成的。
一是天灾，当时瘟疫流行，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就是“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再一个是虎祸。据记载，当时“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就发现绝无炊烟。
二是人祸。这个人祸也不仅限于张献忠，而是还包括了旧明军、清军、吴三桂军等“共同努力”的结果肆虐之结果。张献忠死于1646年，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才最终平定各种抗清势力，平定四川。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杀光，清军也不可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来平川。仅就从时间上来看，导致四川人口减少的最大原因，恐怕还是清军。
清初张烺在《烬余录》中记载，到顺治五年(1648年)，“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也说是，当时四川人数的减少，张献忠要负十分之三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张烺写《烬余录》一书，主要目的是要把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所以对张献忠的残暴一定做了更多的夸大。
如此算来，张献忠在四川杀人不会超过60万，而清军造成的损失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正是由于人员大幅度减少，才导致后来轰轰烈烈的“湖广填四川”运动。
问题在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苦的总是老百姓。
《封神演义》中，纣王被描绘成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整天酒池肉林、沉湎后宫，没事干就拿大臣炮烙，剖孕妇肚子。而周文王，却是一个勤于政事、礼贤下士的贤君，没事就占卜算卦玩，绝对的清心寡欲。
但是，问题来了：为何荒淫的纣王只有两个儿子殷郊和殷洪?而清心寡欲的文王却有一百个儿子?
有人说，小说不可当真。不过，历史上的纣王(帝辛)，有史可查的只有一个儿子：武庚，后来叛乱被杀。而文王(姬昌)，有史可查的则有十七个儿子。
其实，关于纣王，确有很多被黑的地方。
纣王其人，自小天资聪颖，才力过人，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手格猛兽，是个文武全才的帝王，他继位后并没有沉迷后宫佳丽，而是积极开疆拓土，攻打东夷部落，将中国疆域势力扩大到今天的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同时将先进的中原文化扩展到江淮。
事实上，正是因为纣王太勤政扩张，所以得罪了东方、南方的很多诸侯国，叛乱不休，最终被积蓄国力的西方大诸侯国周所灭。
后世的史书，把纣王丢了天下归结为“好酒淫乐，嬖於妇人”，这纯粹是拿个人的私生活来混淆功绩，对于历代君王来说，“好酒淫乐”绝不是什么个例，被称为明君的汉武帝刘彻，后宫佳丽之多以至于要新建一座宫殿来容纳;唐太宗李世民晚年贪恋酒色，广搜美女，连弟妹和儿媳妇都不放过。
对于纣王，毛泽东在晚年如此评价：“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亡国之君，每黑是常事，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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