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镜头里的“同光中兴” 一个老病帝国的回光返照

  1861年1月11日,躲避英法联军逃到热河、一病不起的咸丰帝,批准了恭亲王奕会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设立总理衙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圆明园被付之一炬、老大帝国面临危急存亡之际,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奕、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中坚人物看来,富国强兵乃是洋务运动的核心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于是,这些手握军权和财权的洋务派大员们把强国的希望寄托在练兵、制器之上。

  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867年到1893年的20多年间,江南制造局共制造轮船8艘,各类枪约5万余支,各种炮270尊,水雷500余个,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炼钢厂,增强了国防力量,培养并造就了一批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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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办理洋务需要精通外语的人才,京师同文馆也应运而生。1862年,同治帝批准创建京师同文馆,成为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起初只有英文馆,后来增加了法文馆和俄文馆。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对各学科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不久,同文馆又增设了天文馆、化学馆、物理馆以及医学、制造编绘各馆。

  军事工业的发展,深受经费短缺的困扰。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派在“求强”的同时,也开始兴办冶炼、纺织、航运、铁路等诸多民用企业,寻找“求富”之路。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纷纷建立。

  随着西方列强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各国使节、商贾、冒险家也带着北京人从未见识过的洋玩意儿来到北京。“洋布”、“洋火”、“洋卷烟儿”成为街头巷尾商铺里热销的商品。拉洋片,则成为当时北京街头备受欢迎的一种表演。北京城里商业繁荣,百业兴旺。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年年攀升。危如累卵的大清国,竟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派中兴气象,以至于曾国藩在奏折中把这一景象称为“同光中兴”。

  1867年至1872年,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正在中国游历。他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当时正在变革中的大清朝,其中在北京拍摄的一组照片给人印象尤为深刻。他不仅用镜头记录下北京这个古典都城的典雅与静谧,也记录下普通北京百姓面对洋玩意儿时的新奇与热情;他不仅记录下了主持洋务运动的朝廷大员的精神气质,也记录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他的镜头中,不仅有生活精致的中上层人士,也有衣不遮体的街头乞丐。他镜头下的北京,生动、立体,既不虚美,也不隐恶。人们既可以看到一个变革的时代,也能看到“中兴”背后那些不堪的现实。

  所谓“同光中兴”,只是一个老病帝国的回光返照。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被一向蔑视的蕞尔小邦日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中兴”梦碎,等待它的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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