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乌江自刎原因:不想让战争害死更多民众?

  古代中国,由于王朝更替,江山易帜,导致连年战乱,饿殍遍野,曹操笔下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并非文学虚构。改朝换代如此,同室操戈亦如此。朱明叔侄的削藩靖难,也曾演出过一幕“青磷白骨,怵惊心目”的历史悲剧。

  前不久,笔者翻阅一本咏史诗集,在“楚汉风云”一节,对项羽不乏弹赞叹惋者,甚至虞姬和乌骓马也成了咏叹对象,涉及民众的文字却寥若晨星,只有韩愈与张可久的一诗一曲。“天下苦秦久矣”,项羽、刘邦步陈胜、吴广后尘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暴政后,本应与民休养生息。然因各路豪强争权夺利,致使“伤心秦汉,生民涂炭”(《卖花声?怀古》)。楚汉相持,胜负未决,青壮年厌倦了军旅,老弱者疲困于“支前”。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天下连年战乱,只因我们二人而起。倒不如一决雌雄,以免连累苍生。项羽的建议遭到了刘邦的拒绝:“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广武涧对话”。且不论项羽是乱世枭雄还是起义首领,能以“毋徒苦天下之民”为念,实乃难能可贵。他的这种意识并非昙花一现,在乌江之战中,项羽本可以乘船过江,摆脱困境,甚至“卷土重来未可知”。然而,他却毅然选择了自刎。项羽是否“以一人独生为耻,以天下苍生为念”尚待讨论,但他毕竟没有采纳乌江亭长在江东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从而没有酿成“真成一掷赌乾坤”(韩愈《过鸿沟》)的惨局,这正是他的悲壮之处。

  项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将人民生计置于王权争夺之上的思想,没有机会实践。其实,在古圣先贤那里,这一思想的渊源要久远得多。在《庄子?让王》中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问题。居住邠地的太王亶父,遭到狄人进攻。纳捐进贡狄人均不接受,其目的就是占有邠地。亶父说:“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于是拿起马鞭离开邠地。民众成群结队跟随他,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国家。

  这段故事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这点比较好理解,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封建帝王如同历史舞台上的走马灯,诚如元人张养浩所说“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山坡羊?咸阳怀古》),“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山坡羊?骊山怀古》)京城皇帝的姓氏可能是刘李赵朱;皇城旗幡的标志也可能是蛮夷羌狄,百姓的命运却没有什么区别。

  如此说来,亶父老先生所谓的“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并没有错。因此,他才会劝百姓“子皆勉居矣”(你们都和狄人凑合着居住吧)。在封建皇权时代,“为吾臣”还是“为狄人臣”,“臣民”是无权选择的。为摆脱这种无论“兴亡”只能“百姓苦”的历史宿命,人民只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社会的管理者。这也是今世政治文明的一条康庄大道。

  二是“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不要因为养活人的土地而危害所养活的人民)。这一点的思想价值则更为先进。土地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尚且不能因土地而危害民众,皇位与政权只是“王权”的组成部分,只是由民脂民膏(赋税)供养的上层建筑,更不应为了“王权”的延续而伤害民众利益。当时还没有“人权”这样的现代概念,庄子只是称亶父为“能尊生者”(能够尊重生命的人)。

  亶父的“能尊生”与项羽的“毋徒苦天下之民”,其着眼点同样顾及了民众的生命与生计。在封建帝王的观念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是被统治者养活的,这个逻辑显然是颠倒了。即使如此,在亶父看来,当“王权”危及“人权”时,“王权”应当让位于“人权”,而不是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权”。这说明,在亶父的潜意识里,“人权”是高于“王权”的。

  今天,多数国家的“王权”早已被取代,“人权”高于“王权”自然十分正常。然而,这样的道理,说来容易,贯彻实难。2011年发生在北非、中东的事件一再说明,一些统治者为了延续已经执掌了几十年的朝政,不惜将全国民众置于血泊之中;东亚一些封建寡头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胤,竟将民众挟为人质。在他们的眼里,“人权”仍然是“王权”俎上的鱼肉。今夕何夕,可悲也夫!

  在国共重庆谈判时,追求民主政治与和平建国,成为当时民众的强烈呼声。黄齐生先生作词曰:“民主如船,民权似水,水涨奚愁船不高?”所反映的就是这一背景。词的尾句正是:“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可见,如同亶父居邠,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会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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