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男人戴花为何如此热爱戴花?

  如果说宋人戴花是一种潮流与时尚,那么接受皇帝赏赐的花,便是一种身份与殊荣。宋真宗东封(到泰山封禅)前夕,分别任命陈尧叟、马知节为东京(首都)留守和大内都巡检使。封官完毕,宋真宗把他俩留在宫中宴饮庆贺,君臣三人头戴鲜艳的牡丹,喝到高兴处,宋真宗从自己头上取下一朵最名贵的牡丹,亲自为陈尧叟戴上,让陈尧叟感激涕零。宴罢出宫,一阵风扑面而来,吹落了一片花瓣,陈尧叟赶忙叫侍从拾起,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还说“此乃官家所赐,不可弃之”,郑重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官方来说,戴花是上下级之间联络感情的方式,更是一种礼仪,凡圣节庆寿、立春入贺、闻喜赐宴、祭祀天地祖先之类的活动中,人人皆戴宫花。《宋史·礼》记载“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皇帝召集朝会,戴花是百官必须履行的程序。

  花有生花与像生花之分,生花即时令鲜花,像生花是假花,由绢类织物制作而成。宫花属于像生花一类,是宫廷特制的赏赐品。什么身份戴什么花,什么级别戴几朵花,都是非常讲究、有明文规定的。

  如果一个大男人头上戴着鲜花招摇过市,大家见了也许会捧腹大笑。然而在北宋时期,我们的祖先却乐此不疲。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梁山好汉可谓“花团锦簇”——病关索杨雄本是看押犯人的牢头,却在鬓边时常插着芙蓉花;常年打渔为生的阮小五,襄着破头巾也不忘插上石榴花,毫无羞愧之色……虽是小说,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男人戴花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

  宋人为何如此热爱戴花呢?这还得从北宋建国时说起。秘密遗训开启戴花之风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对武将深感不安,怕他们效仿自己,因此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初步定下了以文治国的方针。他还在宫廷密室内的一块石碑上刻下训示,每当新帝即位时,一个秘密仪式便是恭读遗训。密室只有皇帝可以进入,其他重臣都不知道“石刻遗训”的存在,直到宋太祖死后150年,汴梁被金兵攻陷,皇宫遭到蹂躏,这块石碑才被发现。

  宋太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什么呢?据史料记载,全文只有两句誓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试想一下,一位君王在为自己安排后事时,竟留下这么两句“传家宝”,可见他有特殊用意。或许他认为,文人再怎么胡说八道,也不会揭竿而起,对国家和朝廷的危害远不如武将大。无论如何,这个遗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文人扬眉吐气,翻身作主。这就导致了宋人争做文人,并热衷于享受生活,崇尚文学艺术,风雅至极。而说到文雅,颇具风情的戴花便应运而生了。

  当然,戴花能如此盛行还得归功于赵匡胤的那些孝顺子孙。他们不仅鼓励戴花,而且以身作则,以显大宋朝的文雅之风。史载,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配戴。不仅如此,他还制定一些规则赐给随身的卫兵每人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内。有了天子的亲历亲为,百姓的参与度自然高居不下。

  到宋真宗时期,男人戴花已由一种普通的习俗提升到国家礼仪制度上了。

  戴花对北宋影响深远风靡北宋的男人戴花习俗,直接导致了北宋文士鼎盛的风气,造就了北宋王朝的百业兴盛、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

  在文化方面,北宋涌现了许多着名的诗人、词人、书画家和科学家,宋词与唐诗并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米芾等等都是新文化风气的开创者。不仅名人名家如星汉灿烂,就连宋徽宗赵佶本人也是书画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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