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灭亡宦官黄皓只是替罪羊 人口流失才是真凶

  三国志里对黄皓的评价是灭国奸臣,其虽官阶卑微,权利有限,但仍能玩弄权术,搅得蜀汉朝政混沌不堪,实属历史上又一宦官乱政的典型范例。

  然而历史真的这么简单吗?

  就蜀汉的政治腐朽而言,黄皓仅是其中一分子,他罪责难逃,说他是罪魁祸首,则又显然是不公允的。恰恰是在朝诸公容身自保,不进正言的状况,为黄皓的售奸创造了大好条件。

  至于“民皆菜色”,恐怕极难叫黄皓负责。看看一组数字就可以明白了。蜀汉晚年,只有28万户,94万人,带甲将士却有10万2千,供奔走驱使的吏也有4万人。平均不到三户要负担一个兵,七户要负担一个吏,大群官吏的挥霍浪费也落在他们的头上,更不要说频年出动的临时性摊派了,岂能不“民皆菜色”呢。

  蜀汉初年决不是这样的,《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后期,巴蜀有117万5千余户,522万4千余人,汉末战乱,由于地理因素,这里未遭破坏,中原大批人户流入益州,所以庞统说:“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当时,无论益州内外,只要对益州略有所知的政治人物,大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益州的富庶不减往昔,。按理说,益州的户口应有所增加,结果却是惊人的骤减,原因不是别的,关键在于自诸葛亮起,就以培植地主阶级为其基本国策。因此,连因罪被贬逐的李严也拥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无怪乎有的大地主竟然拥有依附农民达“数千家”了。

  仅据《华阳国志》不完全统计,魏晋之交,益州地区被称为“大姓”、“甲族”、“冠盖之族”的大地主,就近170家左右。当政治日趋腐朽时,他们岂能不乘机扩张势力,更何况连年不断的军事活动,残酷的剥削造成人民不堪重负,纷纷逃散,又为他们兼并和隐匿人户大开了方便之门呢。即便是姜维的九伐曹魏,实质上也是诸葛亮北伐的延续,是贯彻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的另一基本国策。所不同的只是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有安邦定国之能,故其在世时政治清明,这些基本国策的敝病尚未明显表露出来而已。诸葛亮一死,他的后继者均无诸葛亮的能力和才华,蜀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也只有江河日下了。

  一个政权的灭亡,总是有原因的,要求封建史学家深挖亡国之因,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何况后主曾是陈寿父子的皇帝,他必须为尊者讳。否则他在当时的社会中难以取得立足之地。最简便的办法是找那么一两个替罪羊。红颜祸水,小人误国,这是千古明训。孔子也说过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红颜找不到,小人则是有的,宦官本身便是千真万确的小人。东汉后期宦官为非作歹,毒遍天下,人神共愤,龟鉴不远。黄皓是宦官,确实有点权,确实有罪状,他这被陈寿推上蜀汉灭亡的罪魁祸首的位置,大概是这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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