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爱科学的皇帝:在子女宫女身上试验种痘

  最爱科学的皇帝: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

  康熙八年(1669)初的一天,紫禁城的午门广场。

  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凝固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大臣齐聚一堂,表情严肃。这里正在上演一场万众瞩目的生死对决。

  事情的起因,是由一桩争议已久的学术公案引起的。

  主持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早在五年前就上疏康熙,指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借编造历法之名藏身京师,意在窥伺朝廷机密,且其所制新历法声称可推算两百年间 的天象, 这不明摆着是在诅咒我大清江山只有区区两百年寿命吗?杨光先揪住了洋人的小辫子,激情万丈地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 “民族情感”的战斗口号(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味道)。御状告到康熙那里,满朝文武中没有一人熟悉西洋历法,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判别是非。康熙尽管年仅十五岁,但却没有犯糊涂。他下令来一次现场考试, 由钦天监官员吴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当着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

  结果,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而汗流浃背的吴明烜却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康熙当即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任用南怀仁主持西法治历。

  这次惊心动魄的午门对决,激发了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深深感到作为一国之君,对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有所了解,才能够在此方面取得发言权。从此, 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忱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后来说起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多年之后,康熙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这 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对西学的痴迷和熟悉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地球”是个什么概念都还不知道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康熙的开明和好学,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 哲学”进行学习,他要求传教士们用满语讲授数学和力学等欧洲科学,“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 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 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的老师,详细记述了康熙热情高涨、学以致用的情形:

  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 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 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 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 的流量。 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 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代表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天文 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编纂该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当时已经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上的有关差错,弥补其不足,使之成为自己文治中的重要内 容。康熙对此高度重视,命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由他“亲加改正”,整个编纂工作历时八年方告成功。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 全览图》。在测绘勘察过程中,康熙大胆使用外国传教士,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术等,从而取得了很大成果,代表了当时世界地理学 的最高成就。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赞叹道:“它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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