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死亡之谜:为何沦落到家破人亡

  雍正重臣年羹尧是怎么死的?

  年羹尧(1679年-1726年)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

  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但次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赐自尽。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

  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于是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直至后来逐渐失宠获罪,被雍正赐死,是何缘由让年羹尧落得如此下场?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羹尧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

  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它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竟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

  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

  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再次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羹尧、赵之垣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

  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

  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二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羹尧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三是与年羹尧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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