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强盛一时的蒙古帝国如何被内部分裂?

  这个难题相当致命。因为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搭帐篷,一个盖房屋;一个文字初创,一个文明已云蒸霞蔚。一个崇尚武力征服世界,一个恪守儒家礼仪本分。而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整个蒙元帝国,几乎呈现出的是一个二元并立或者对立的世界。

  有一个例子可用以说明。在成吉思汗的时代,有四个用帐篷群构成的后宫,叫四大斡儿朵。成吉思汗到哪个斡儿朵,就在哪办公,可谓移动的首都。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修建一个“不可移动的斡儿朵”,这就是蒙古人的第一个首都哈拉和林。哈拉和林里不仅有宫殿,也有为王侯贵族们盖的宅邸,但是蒙古人不去住,而是在城墙边搭起帐篷。住帐篷还是房屋,看似一种生活方式,但实际上代表着的是固守本民族传统,还是接受新生活的两种态度。它犹如一种象征和预示——住帐篷的帐篷党和住房屋的房屋党的水火不容。也昭告着蒙古人由此往后的派系之争:即是坚持蒙古传统还是汉化。

  这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实际情形是,矛盾和分裂来得不可思议的快,仅仅到成吉思汗的孙子这一代,冲突已然爆发——先是可汗蒙哥和皇弟忽必烈,而后是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最后竟然因此而拔刀相见。而这个时间从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算起,到蒙哥即位的1251年,仅仅24年。

  兄弟不和看似与争夺皇位有关,而实则是执政理念的不同。根据《元史》所记,蒙哥被宣传是成吉思汗传统的化身,一位唯一不屈不挠恪守札撒——蒙古法律规范的人,主张“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而忽必烈呢,却被认为是个“汉人迷”。在他还是宗王时,招纳的幕僚就大多是汉人,比如海云和尚、刘秉忠、姚枢、赵璧。这一幕府的存在,似乎就是在促使蒙古人汉化。

  忽必烈最初让蒙哥不爽的事是出征云南。姚枢建议,汉地以安抚第一,在儒家的治国理念里,安定民心比什么都重要。因此要尽量的“不杀人”。即便大理国拒绝投降,也不屠城。但是在以多杀人为荣的蒙古人看来,这种想法匪夷所思。

  蒙哥即位后,他的三个弟弟犹如他的三驾马车。忽必烈负责管理漠南汉地,旭烈兀负责征服西方,阿里不哥坚守哈拉和林。管理汉地,忽必烈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官员队伍,用的也是汉人的方法,他在河南、京兆(今陕西)和邢州(今河北)进行一系列改革,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复苏经济。

  忽必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这却引起蒙哥的猜忌。他怀疑他的兄弟试图在其领地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基础,并借此对汗位发起挑战。1257年,蒙哥忽然对京兆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组查封了大批行政档案,罢免忽必烈任命的官员,又处死了一批属下。情形似乎要危及到忽必烈了,这时姚枢出了一个主意:到哈拉和林去见蒙哥吧,重申对大汗的忠诚,并请求原谅。于是蒙哥宽恕了忽必烈,兄弟和解。

  度过危机的忽必烈,三年后就迎来了自己的天下,他以自己多年在汉地经营的政治经济基础,如疾风扫落叶般的,摧毁了与他争位的阿里不哥,然后大刀阔斧地实施新政。登上帝位的忽必烈似乎可以放开手脚了,但事实并不如此。虽然为了成为中国好皇帝,他已经做得够好了——几乎采纳了谋臣刘秉忠的所有建议,除了恢复科举。不恢复科举,是因为他并不想全面汉化,也不能够全面汉化,因为那样的话,他的各级行政机构就会被汉人吞没。

  忽必烈也并不完全依赖汉人,他把财政交给色目人,把军事委托给蒙古人。在政治制度的构架里,他还不得不屈从于蒙古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帝国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富,他们享有世袭的军政经济特权,这叫家产分封制。

于是忽必烈奠定的蒙元帝国,是一个蒙汉混合物,这个混合物在他执政的头20年强大而稳定,但到他年老时,就四处漏雨了,等到他离去,蒙汉之争,竟成为分裂和破坏这个国家的主要力量,亲蒙派与亲汉派轮番上台,每隔三五年,就要上演一出夺位大剧。

  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认同一个使命:蒙古人要征服、统治全世界。但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统合全世界,于是,成吉思汗给子孙留下了一个伟大的遗产,却也是一个致命的遗产。它们造就了黄金家族的强大,却也给家族内部埋下了嫌隙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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