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为何反对招抚农民军?明政府根本无粮养活

  陕西农民起义正蓬勃兴起的时候,洪承畴来到陕西做官。万历以来,陕西、山西一带灾荒连年,百姓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史书记述当时秦晋灾情,就有民“食土”的现象。到崇祯初年,由于连年干旱无雨,百姓无以为食,只好争食山间蓬草籽。十月以后,草籽食完,只好剥树皮吃。至年终,树皮也都食光了。不得已只好掘山里一种叫青叶石的东西吃。人吃石头,自然不能消化,不几天就会腹胀而死。有些父母顾不了子女,只好将婴儿丢弃,希望有人去收养。可是,在那种年月,谁又能去收养孩子呢?据记载,在安塞城西的粪场上,每天都有几个小孩在号叫、涕泣,在吃粪。陕北一带还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煮人肉以为食,焚人骨以为薪。面对这种情况,有点血气的农民,自然想到与其坐而等死,不如结伙为“盗”。农民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只好铤而走险,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陕西农民起义,一说起于万历末年,一说起于天启七年(1627)。最初是一些被派到辽宁作战的陕西兵丁,在明军溃败之后逃回陕西,于延绥(今陕西榆林)聚众落草。不过,当时朝廷并没有注意,仍然集中力量用兵辽东。可是,陕西的农民起义并不仅在延绥,而是许多州县都有,从几十人到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有的起义之后,就由陕入川。直接酿成陕西农民大起义的,是天启年间澄城县农民王二的发难。据文秉在《烈皇小识》中记载:

  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斗耀。众遂团聚山中。

  于是一呼百应,这场本来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像在干枯的草原上燃起一把烈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继澄城王二起义之后,有府谷县王嘉胤率杨六、不沾泥聚众起义;清涧县王左挂(即王子顺),率部于宜川起事;安塞人高迎祥率众起义。此外,还有汉南人王大梁、清涧县书生点灯子、延西的神一元等相继起义。陕西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都举起义旗。至于起义的直接原因,自是赋税苛重,加上旱灾严重。农民经受不住残酷的盘剥,官逼民反。那时的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书说:

  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致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洛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 掠,弱肉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这种现象在陕西全省,甚至全国普遍存在,各州各县都是一触即发,几个月间,仅陕西一省就有洛川、淳化、三水、略阳、耀州、宜君、韩城,以及石泉、绥德、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州县,爆发了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又有延安人张献忠纠众起义,号称八大王;米脂人李自成也于此时率部起义,号称为闯将。对明王朝来说,那时在陕西,农民起义已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最初,陕西地方官不愿正视农民起义的事实。在西安的陕西巡抚胡廷宴,一听到州县来报告农民为盗抢劫,就将来报告的人痛斥一顿,说这些农民本是饥民,明春有吃的自会平息的。后来朝廷下令“查覈匿盗”,各层官吏互相推诿,不愿负责任。据史书记载:

  先是二月,兵部以陕西巡抚胡廷宴题全陕大饥,军民盗劫。奉旨查覈匿盗,巡按御史吴焕言秦寇惨掠,古所罕有。陕抚胡廷宴,狃于积弛,束手无措,则举而委之边兵。至延绥巡抚岳和声,讳言边兵为盗,又委之内地。总之,两抚欺世酿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泾阳、三原、富平、耀、郇、三水、淳化、蒲城、白水、韩城、朝邑等处,皆被盗矣。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

  这段材料说明,明朝地方官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认识不足,更束手无策,只能互推责任。史书指责由于这些地方官互相推诿,以致酿成大祸。其实并不尽然,当时对待农民起义的办法,无非剿抚两手。从当时农民起义形势来看,无论剿或抚,都无法平息农民起义的接踵而起。

  崇祯二年(1629),明朝任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杨鹤,总督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的农民起义。杨鹤一开始见起义农民四处皆是,压不胜压,此伏彼起,官军进剿,收效甚微。同时,他听陕西地方当局报告,农民皆因饥荒而起。他从官方形势来考虑,知道那时明军战斗力极差,剿灭起义军也非易事,而且要调动大量军队,耗费许多军费。他又从农民起义者一方来看,农民起义于各州各县,甚至各乡各村都有,各股武装分散活动,并没有统一的严格组织;他们聚义造反,初起时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官方若用招抚政策,农民对立情绪缓和,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所以,主抚也有一定道理。衡量利弊,他决定采取以招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得到相当一部分朝臣和地方官的支持。崇祯帝也一度认可。当然,也有一部分朝臣和地方官不同意这种政策。

  那时候,陕西由于连年饥荒,农民军起义之后,很难在当地解决粮食问题,像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部在起义之后,就纷纷进入山西。留在陕西势力最大的是神一魁,一度拥众达六七万人,包围了庆阳府城。杨鹤派人对他们招抚,神一魁大约也看到前途艰辛,就答应接受招抚。神一魁被授予守备职务,部众被遣散回乡。为配合招抚,明廷拨十万银两到陕西放赈。不少著名的农民军头目,如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独行狼、王老虎等都先后就抚。一时陕西形成抚局。然而,明朝的措施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被遣散的起义军战士,实际上得不到多少安家费,生活仍然无着,照样分散剽掠。地主、富户依然受到威胁,为此,他们大多并不赞成“招抚”。加之陕西全省饥荒,起义农民到处都是,发放的赈济款却很有限。不能解决广大农民的生计,农民照旧还得造反。所以,当时许多地区都出现“旋抚旋叛”的局面。大部分地区农民军都是官兵来了,就接受招抚;官兵一走,照样抢掠。农民起义的头目抚而复叛,加之主剿派的杀降,农民军甘心受抚的越来越少。事实证明,杨鹤的“招抚”并不成功。

  崇祯四年(1631),朱由检看到杨鹤主抚并无实效,遂一改以前的态度,转为主剿,下令革了杨鹤的职,诏令中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

  杨鹤的被革职,标志着主抚派的破产。而这时候,另一种主张,即洪承畴的主剿已经在部分地区同时进行了。

  主剿派的胜利和晋升三边总督

  崇祯三年(1630)正月,明朝任洪承畴以都御史巡抚延绥(今陕西榆林),于是他立即部署兵力,对起义军进行镇压。是年六月,府谷县农民军在王嘉胤的率领下,攻陷黄甫川等要塞,又陷府谷县城。而后他们假称要投降,主动退出县城。当官军来“收复”县城时,他们回戈一击,重又占领县城。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率部从孤山进剿,一次击杀农民军四百余人。与此同时,明朝山西部队,也剿杀这支农民军达三百余人。王嘉胤被迫转入山谷。

  那时,杨鹤尚在职,他虽然主抚,但在局部地区,明军也在发兵进剿农民军。杨鹤的招抚成效不大,早已引起主剿派的不满。他们把农民军形成的燎原之势,归罪于主抚派。而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等,利用农民军起义初期,缺乏作战经验、各自为战、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办法,剿杀农民军,的确见了成效。各地农民军遭到重大挫折。因此,尽管总督杨鹤主抚,而主剿派并不听其制,照样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

  在洪承畴的历史上,杀王左挂是个重要事件。王左挂是陕西清涧县人,为陕西最早的起义将领之一。他于崇祯元年(1628),聚众万余人起兵宜川。后来转战于真宁、三水、耀州等地,曾被洪承畴围于云阳,后乘雷雨逃出。此后又在怀宁河(今槐里河)再败,遂于崇祯三年(1630)春,以一百二十人向总兵杜文焕请降,杜文焕受之。李自成当时就在王左挂部下,他和一些头目对王左挂受降不满,就率众自谋出路。王左挂受降以后,并没有真心事明,暗中谋划再起。洪承畴本是主剿派,对招抚并不热心,看到王左挂三心二意,准备谋叛,就在同年八月同陕西巡按李应期、总兵杜文焕设计,将王左挂等九十八人全部杀害。这是洪承畴杀降的一大例证。洪承畴的杀降,不只这一次。崇祯四年(1631)四月,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慰劳投降的农民军,设酒宴款待,农民军个个喝得醉醺醺的。乘他们入谢告辞时,事先安排的伏兵四起,一次就斩杀了三百二十人。

  洪承畴和他手下的将领,不择手段地消灭农民军。崇祯四年五月,王嘉胤的队伍进至山西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洪承畴派他手下的悍将曹文诏率部追击。然而,王嘉胤的力量相当大,安塞人高迎祥、延安人张献忠等,都是他的部下,听他号令和调遣。那时在洪承畴手下任延绥副总兵的曹文诏,不能战胜王嘉胤,就采取阴谋手段。曹文诏听说部下士卒张立位的姐姐被王嘉胤强娶为妻,就让张立位去诈降。王嘉胤信以为真,把他当成亲信。六月的一天,张立位同姐姐以及王嘉胤的部将串通一气,乘王嘉胤醉后熟睡时,将他刺死。曹文诏乘机出兵围攻,里应外合,起义军大乱,损失惨重。

  洪承畴派出官军追剿陕西、山西的农民军,配合山西明军一起夹剿。崇祯四年(1631)七月,农民起义将领点灯子赵胜,在洪承畴的打击下,于陕西立足不稳,转战至山西。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等亲自追过黄河。九月,点灯子在晋西石楼县遭到明军夜袭,被砍杀。

  镇压农民军接连取得一定成效之后,洪承畴得到崇祯帝的赞扬。崇祯帝得知他杀降农民军首领王左挂时,就得意地说:

  贼势獗甚,招抚为非,杀之良是。

  接着,崇祯四年九月,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代替杨鹤的职位,由他主持镇压陕西农民军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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