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创立了“建安风骨”

  曹操的文学城就

  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至许昌,曾“挟天子以令诸侯”。遂成帝业。卒封魏武帝。特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求。建安五年(200)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武帝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还请蔡琰讲其藏书之事,蔡琰迫于皇威,“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

  文学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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