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是谁？蔡文姬是中国好东汉末年三国鼎力众多英雄好汉之中的一个红粉佳人，然而却也 经历了悲苦人生，三次嫁人，生儿育女，老年却不能与孩子团圆。这样的蔡文姬，何其悲惨!那么，蔡文姬有几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是谁?他们是怎么死的?
父亲：蔡邕(文学家、书法家)
丈夫：
第一任丈夫：卫仲道(咯血而死，无子女)
第二任丈夫：乌孙国王呼韩邪
第三任丈夫：匈奴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
第四任丈夫：董祀
儿子：
长子：阿迪拐
次子：阿眉拐
从历史上可以看出，蔡文姬一生嫁过4个丈夫，只给第三任丈夫生下了2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分别是阿迪拐、阿眉拐。
阿迪拐、阿眉拐的父亲都是匈奴左贤王，可是关于左贤王和蔡文姬儿子的其他资料也再也咩有了。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中国古代，男性讲究的是三妻四妾，帝王更是讲究后宫佳丽三千，后宫佳丽者曾一度达到四万。自古帝王都不是痴情种，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利益，权利，江山的面前，任何曾经被深爱的妃子也好，皇后也罢都不值一提，杨贵妃败给了江山，皇后乙佛氏也是如此。
乙佛氏，西魏皇帝元宝炬的第一任皇后。北魏末年，国家分裂，权臣掌权，皇帝在位，实为傀儡。西魏傀儡皇帝，被迫与邻国柔然公主政治联姻。国家因为此场政治联姻强大，可是却苦了原配皇后乙佛氏。
东西魏之间战乱频繁，彼时柔然逐渐强大，区区一个妃子之位怎可满足柔然国的胃口?柔然国要求本国公主必须做皇后。
而皇帝此时已经有一位贤良淑德的皇后乙佛氏了，并且乙佛氏16岁跟他成亲以来，如今已经过去13年了。13年期间，她为皇帝生下了12个孩子，虽然成功活下来的只有2个，但是这足以证明乙佛氏在皇帝心中的分量。可是深情在江山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元宝炬下令，废除皇后乙佛氏，改立柔然公主郁久吕氏为新任皇后。
西魏与柔然国边境获得宁静，前任皇后乙佛氏被迫削发为尼，元宝炬本以为此事到了尽头。但是，女人一旦狠毒起来，那可是非常可怕的。
郁久吕氏长久呆在深宫，闲来无事，拼命把已经削发为尼的乙佛氏当作自己最大的威胁。乙佛氏迫于无奈再次搬迁到秦州，与自己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在此期间，皇帝元宝炬暗中传话，希望乙佛氏能够为自己再留长发。
郁久吕氏本来生性多嫉，听闻此事之后，立马要求处死乙佛氏，否则柔然将出兵攻打西魏。皇帝元宝炬，为其求情，认为无需为一女子大动干戈。但是彼时国内，到处传言柔然攻打西魏，弄得人心惶惶，加之元宝炬本身就是一个傀儡皇帝，手中并无实权。终究还是下令处死了乙佛氏。
乙佛氏死后不久，害死乙佛氏的郁久吕氏内心愧疚，当她怀孕后，总是听到房顶有狗叫之声，还看到一个盛装打扮的女子，但是侍女们都没有看到那名女子。恍恍惚惚，内心惶恐，皇后郁久吕氏年仅16岁便驾鹤西去了。
多年之后，皇帝元宝炬驾崩，临死前手书表示想同乙佛氏合葬。众大臣自然是极力反对，一是乙佛氏已经被废，不再是皇家之人;二是柔然与本国的政治联盟并未结束。
帝王虽有皇帝遗诏，但为大局考虑，众大臣还是极力安排元宝炬同郁久吕氏合葬，但是刚到墓前，灵柩车的车辘坏掉。最终，元宝炬还是与乙佛氏合葬在一起。
桓范字元则，沛国龙亢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他不仅通晓政略，同时还精擅文学、绘画。此人虽然心思敏锐，聪明绝顶，号称“智囊”，然而历来的影视作品均对其一笔带过、着墨不深。本书对他的论述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独具慧眼，劝友见妻。
三国时，魏国首都公安厅的阮厅长有个女儿，相貌非常丑陋。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丑女嫁给了许允。举行婚礼之后，新郎死活不进洞房，并放话说：“你那个女儿长得跟泼了稀硫酸一样，我宁可撞死也不进去!”家人为此十分担心。恰巧阮家的世交桓范前来贺喜，阮厅长高兴地说：“大家都不必发愁，桓范一定能劝许允进来。”
许允见了桓范，气就不打一处来，怒道：“我要退货!这是欺骗消费者!”
桓范笑着说：“你先别退货，冷静一点!阮家是世代守礼之家，既然把丑女嫁给你，肯定是有用意的，你应该进去看一看。”于是耐心的给他讲述“丑妻近地家中宝”的训诫。
的确，丑女有丑女的好处，子曰：“贤贤易色。”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古代有三大丑女：第一位叫嫫母，是黄帝的妃子，丑得可以吓退鬼怪，却擅长织布，而且组织才能出众，是黄帝的贤内助。第二位叫钟离春，是战国时期齐国无盐人，德才兼备却容颜丑陋，四十岁还没嫁出去。时值齐国朝纲不振，政治腐败，钟离春冒死请见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方法。齐宣王大为感动，把她立为王后，看成自己的一面宝镜。第三位是东汉时的孟光，长得又黑又丑，却非贤士梁鸿不嫁。两人结婚后隐居山中，以耕织为业，以诗琴自娱，为后世留下“举案齐眉”的佳话。
这些貌丑才优的女子，比许多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更令人瞩目。
许允再三考虑，觉得桓范所言不无道理，于是硬着头皮回到洞房，可是一看夫人那副尊容，又吓得要往外跑。新娘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死拉着不让他走。许允很不客气地问：“妻子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几德?”新娘说：“在品德、辞令、容貌、女工四样当中，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不过，士人应该有百种品行，你有几行?”许允说：“我都有。”新娘说：“百种品行，以德为首，你重色不重德，还好意思说‘都有’?”许允被她问得哑口无言，觉得这新娘很不简单，只能强抑不满，自我安慰道：“我吐啊吐啊就习惯了!”
后来，许允担任组织部干部调配局局长，他所提拔的人都是同乡，最后被人检举揭发。魏明帝怀疑他营私舞弊，要对他诫勉谈话。他的妻子光着脚追出来，提醒他说：“皇上圣明，可以用道理说服，不能用感情打动。”许允被带到朝堂之后，曹叡骂道：“朕身为天子，都不敢任人唯亲，你何德何能，竟敢拉帮结派?”许允说：“圣人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可谓公矣。’我推举自己的乡党，是因为他们勤勉务实、才堪大用，不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小圈子。请陛下考察一下，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我甘愿领罪。”明帝经过考察，发现他选任的人都很称职，不但没治罪，还升了他的官。
许允当初被抓走时，全家老少吓得大哭。阮氏平静地说：“大家不用担心，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于是一边煮着八宝粥，一边若无其事的等着。过了一会儿，许允果然回来了。
许允后来卷入夏侯玄谋杀司马师的事件，朝廷上要对他处以极刑。仆人慌里慌张跑回家告诉许妻。许妻正在机上织布，神色不变地说：“跟司马家族那群虎狼之徒斗争，却不讲求策略，反而想要效仿专诸、荆轲的行为。如今谋事不密，丧身殒命是理所应当的。”门生说：“恐怕要来抓你们的儿子，赶紧把他们藏起来吧!”许妻说：“这不关儿子的事。”
许允死后，许妻搬到他的墓旁居住。司马师不放心，假意派钟会去看，如果许允的儿子像父亲一样有才干，也加以诛灭，以绝后患。儿子问母亲该如何应对，母亲说：“你们几个虽然不错，但才干不多，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有事的。也不必表现得过于悲伤，钟会不哭了，你们也就别哭了。还有，少打听朝廷里的事。”儿子们按照母亲说的做，钟会认为他们平平无奇，于是据实回报司马师。钟会以善于看人著称，司马师相信他的判断，不再追究。
许允在九泉之下应该庆幸桓范让他娶了一位了不起的妻子，否则也许会落个断子绝孙的下场。
其二，刚正守职，屡有进谏。
正始年间，桓范被任命为大司农，以清廉节俭见称。当时曹爽专横跋扈，独揽朝政，史载其“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不惟如此，还纵容手下敲诈勒索、盗取公帑。譬如其心腹何晏，曾强行将洛阳、野王两地的数百顷桑田和汤沐地霸占，作为自己的产业，还不满足，又变本加厉的向其他州郡索取，官员都不敢抗逆。而一些开罪了何晏的大臣，像卢毓、傅嘏等都因小事而被免官。朝堂上的司法官员为了迎合曹爽一党，以求晋升，不惜给其他诤臣罗织子虚乌有的罪名，冤案迭生。
桓范有感于此，作《辩能》以讽喻时弊，其文略曰：“夫商、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商、韩、宁、郅之罪人也。”
大意是，商鞅、申不害、韩非子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群众只求能免于犯罪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因此，他们相对于伊尹、周公来说，则是罪人。然而他们在“富国强兵”、“信守法度”、“赏罚公正”、“不避权贵”等等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假装模仿商鞅、韩非的样子，实则根本没有秉承法家的精髓，他们专门以残暴的杀戮、惩罚为能事，迎合为政者的旨意，趋炎附势，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因此，他们相对于商鞅、韩非来说，则又是罪人了。然而这些酷吏在“抑制豪强”、“惩奸除恶”、“儆戒百官”等等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
这番恳切之议最终石沉大海。
桓范又对曹爽、曹羲兄弟屡次一起出游的事情加以劝谏：“你们兄弟总揽大权，掌管禁兵，不宜一起出城。万一有人关闭城门，你们谁又能进城呢?”曹爽不以为意道：“谁敢做这种事?!”于是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
正始十年，太傅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随曹芳拜谒高平陵发动政变，关闭洛阳城门。当时，大司农桓范带着大司农印寻找曹爽，并进言说：“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意在让他们效法当年魏武帝“奉天子以令不臣，蓄士马以讨不庭”的做法，先把圣上移到许都，以待勤王之师。届时，只要曹氏兄弟能凭险据守三个月，那些有心对中原瓜分豆剖的势力就会纷杳而至，趁机浑水摸鱼，司马家族断难称心如意、独成其大!
司马懿闻听后，果然担心曹爽真的奔赴许都，然后矫诏乱命，召集朋党或者境外蛮族来对抗自己。倘若到了那一步，吴、蜀两国的鹰派势力也难免乘衅而起，局面会更加复杂。
蒋济却断定曹爽贪恋妻小，肯定不会采纳桓范之计。
后来，正如蒋济所料，曹爽决心要罢官投降，以为顺从地交出权力还可以继续富裕奢华的侯爵生活，保存家族。桓范见此大哭着说：“曹真一世英雄，却生出你们两个蠢猪笨牛。我真是瞎了眼，竟然忠心耿耿的为你们筹谋划策，看来今天难免身死族灭的下场了!”
其三，获罪遭戮，宏著未成。
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即便是聪慧之人，也难以在第一时间看出端倪。有道是“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进身。”我们察人断事切忌“先入为主”，否则必然深受其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汉哀帝刘欣有贤臣辅佐，可还是差点被道貌岸然的息夫躬(人物名)欺骗;楚怀王熊槐早年有兼听之明，照样被外表谦逊和顺的靳尚所诓。相反，陆逊因为不遵常理而让众将觉得“难当大任”，左思因为笨嘴拙舌而令时人嘲讽讥笑。
桓范撰写的《世要论》，对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官员进行了评价，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法则展露无遗，何为“正”，何为“邪”，皆清晰可辨。或为师从楷模，或为摒弃典型，后来者自可参照。
《世要论》所言‘七恕’：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不善言辞，但是头脑聪慧敏锐，说起话来虽然尽是些刺耳之言，却能把交代的事情办成。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并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外表呆板，不修边幅，说起话来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可这种人虽然看上去生性疏阔，内心却藏有无穷无尽的奇思妙想。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的淳朴和内秀而宽容他外在的鄙陋与不足吗?
有的官员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国家大局而与众多同僚发生了意见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道德标准很高，不会以‘低头折节’的方式换取与赃官恶吏的同流合污，更不会以损害社会的方式为自己博得名望。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看在他光风霁月的份上，特别加以理解吗?
有些官员寓居仄陋，却有胆量讨论皇亲国戚才敢讨论的事情，有的官员地位卑贱，却敢对国家大计建言献策，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德、才能，并加以体恤。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七种好官员。”
《世要论》所言‘九虑’：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就要实现他的大野心，从而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官员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蝇营狗苟。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图谋结党的奸诈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划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宠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对于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这九种善于观察、缜密思量的做法，也是当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否则就要招引奸邪近身。
这‘七恕’、‘九虑’常被后世有为之君当作案头之训，时刻铭记，甚至被魏征、褚遂良等人编入《群书治要》，以诫来叶。自此，无论清官廉吏还是奸伪之徒，大家都可用以参验对照、找出原型。放眼明初，监察御史韩宜可耿直敢言、快口无忌、不通世故，自太子以下，无不厌弃，但洪武帝思及‘七恕’，赦而不杀，果然为国家保存了能臣干吏;而刑部尚书开济觇伺上意、务为两端、左右逢源，满朝文武皆称其精明干练，时人鲜克有疑!朱元璋却不忘‘九虑’，细究其行，终于发现了他的罪恶勾当!可见‘七恕’、‘九虑’这套理论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更令我们啧啧称奇的是，这套理论虽然析毫剖芒、字字珠玑，却只不过是桓范所著的十分之一。掌权者若能尽用桓范之才，何愁纲纪不整、天下不治?可惜，司马懿并没有像汉高祖刘邦宽宥蒯通那样，饶恕桓范，而是辣手无情的将其杀害。遂使他正在编写的《治本》、《择将》等等名篇，散佚不存!今天我们很难再看到完整的《世要论》了!甚为可惜!
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亦为“华夏”一词的创造者与最初指代。周朝共传30代37王，共计约791年，另一说是868年，两者相差近一百年，问题在于周朝的建国之年一直无法确认。
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宗周)，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成周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
首先，所谓的周朝应该将西周和东周分开讲。
周朝国祚绵长，西周和东周前后八百年国运，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应该归功于西周初年政治家武王和周公的制度设计。西周之前的殷商和目前尚存在于文献中的夏朝，夏商两代是中国王权的初创时代，夏王和商王仅仅是名义上的共主，整个华夏世界的政治格局是各自独立、各自为政的方国体制。西周之所以能从西部小邦而灭掉大邑商，与这种松散的方国体制有着密切关系。
西周灭商之后，采取了基于宗法制的分封制，全国领土被分封制联系在一起，诸侯国家与周天子有着一系列复杂的义务-权利关系，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创制，宗法分封制对周王朝政权的巩固有着关键的作用。作为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井田制，同样也有利于王权的巩固。
第二，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周朝国祚绵长的重要原因。西周初年，周公损益夏商旧制，制定了一整套的西周的礼乐制度，从天子到庶人都必须遵守。礼乐制度是周朝统治的文化基础，在平民以上的阶层都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有利于加强整个国族对于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同。
第三，周公及时在东方区域建立政治和军事存在，为日后的迁都奠定了基础。西周初年，周公为了防备东方的殷顽民反抗，营建了洛邑，也就是所谓的成周。成周的营建，为周王朝提供了缓冲的余地，日后，犬戎攻破镐京，周王室得以东迁，到洛邑继续延续国祚。
第四，周天子并不强大的王权，使得虚君成为可能，也使得任何一个诸侯不会轻易去篡夺王权。西周初年建立的宗法分封制，各个诸侯国有着很大的自主权，这看上去好像是周天子没有强力控制能力，但是实际上这种制度恰好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在周天子强大时，他对诸侯国有很大的约束能力。
到了东周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势力衰微，但是他仍然是宗法分封制的核心，是诸侯的大家长，这种近乎虚置的君权却没有人有能力去篡夺，如果哪个诸侯有野心篡夺这个似乎已经不强大的君权，势必遭致别的诸侯群起而攻。所以，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很有市场，而楚国的问鼎轻重则会遭致群攻!
周朝能够延续国运800年，源自落后的生产力，道德至上以及分封制度。
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朝廷
周朝时期的最高生产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周朝朝廷，甚至诸侯国都不具有。朝廷，诸侯，民众，三者之间的生产力对比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中国，非洲原始部落。生产力最直接的体现在青铜器的制造。朝廷掌握了最精美的青铜器制造工艺，并把这种工艺上升到神受。各个诸侯国朝贡或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赏赐精美的青铜器是最重要的当时。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朝廷是周朝国运长久的重要原因。
尊崇周朝朝廷的道德至上
周朝分东西。西周灭亡，周平王迁都，东周开始的原因，不是由于平民或奴隶起义，也不是由于各诸侯国造反，而是因为西戎攻击了国都。虽然中间有深厚的原因。但主力在于西戎。楚庄王曾向朝廷问鼎，被王孙满以诸侯不可问鼎，周朝天命未绝，便将楚庄王逼走了。如果放在后世任何一个朝代，不打过不分高低，怎么可能一句天命未绝就退兵。
分封诸侯国巩固了朝廷
武王发周灭商之后，分封有功之臣，同姓王族自己五帝后人。其中以同姓王族最多。朝廷一方面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一方面加深王权神话思想。各个诸侯国对于朝廷的感情不同，有亲有疏，为了利益，以尊崇朝廷的目的相互牵制。
春秋五霸时期，每一个霸主的出现，都需要朝廷形式上的认可。齐桓公在具有了称霸实力之后，由朝廷赐予方伯称号，才真正称霸。最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的秦朝也多次获得祭肉的赏赐。在春秋乃至战国前期，各大诸侯国由于实力相近，以尊崇朝廷的名义，各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东周可以获得生存。战国后期，实力平衡被打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一家独大，最终灭掉了东周。周朝灭亡。
事实上，西周末期，各大诸侯国就已经从实力上超越了朝廷。几百年的尊崇朝廷思想深入民心和分封国的相互牵制，延续了周朝几百年国运。
皇帝不光要治理天下，还有个重要的职责是生育子女，为皇室开枝散叶，这样才能保证国祚延续。
所以，历史上的皇帝都是尽可能的生育，除非身体有问题，十多个孩子都不算多的。
以子女多而闻名的皇帝，康熙算一个，他一生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共55个子女，所以什么九龙夺嫡算小CASS了，还有29个在旁边看着呢。
历史上子女最多的皇帝有多少孩子呢?答案是38个儿子，42个女儿，共80个在，这个皇帝就是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好色是出了名的，否则李师师的青楼也不会有他的传说。好色的帝王，孩子一般都不会少。
在《宋史》中记载了靖康之变前宋徽宗的孩子数目：“徽宗三十一子”(《宗室传》，“三十四女”(《公主传》)。其实这时候宋徽宗已经占据子女最多皇帝排名的最高点了。
生了这么多儿女有什么用呢?一场靖康之变，少数皇子逃脱升天，如赵构等，其它要么死于乱兵，要么成了金人俘虏。
最悲惨的当属这三十四位公主们，基本都成了金人士兵的玩物，很多死在了被押送北上的路上。
靖康之变后，宋徽宗被封为昏德公，先是被囚禁于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说句公道话，金人虽然喜欢羞辱宋徽宗，但对他还是可以的，宋徽宗的143名妃嫔女官和504名宫女，除了被金人霸占、死亡的，大多还给了他。
可能在大雪纷飞的黑龙江，条件艰苦，宋徽宗确实没什么事干，那就造小孩吧。直到身死的八年间，宋徽宗“入国后，又生六子八女”(《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于是宋徽宗在五国城，打破了自己的记录，子女达到了80名，真是可喜可贺。只是不知道北宋故民们听说了这个记录，会心痛几何?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似乎是个很奇怪的定律，在中国的历史上，每逢战争年代，都会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
隋唐时期自然也不例外，在那个群雄争霸，烽烟四起的年代，一批改变历史的英雄豪强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琼敬德，如今他们俩也被当做中国的门神，受到时代人民的称赞。
李世民在当上皇帝之后，对当初跟随他的有功之臣进行论功行赏，并设立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对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相信读者们都不陌生，他们是辅助唐太宗平定天下、治理天下的24位文臣武将。
李世民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可谓个个豪杰，运筹帷幄的长孙无忌，战功赫赫的李靖李勣，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秦琼程咬金，足智多谋的房玄龄杜如晦，刚直耿介的魏征，打下半个江山的李孝恭，还有被以造反罪名诛杀的张亮侯君集等等，没一个省油的灯。可是今天我要说的是排在最后的一位的——秦琼。
在众多的武将中单论个人武力，秦叔宝可能是最骁勇的那一位。旧唐书曾云“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莫不如志”，意思和万千敌军取敌将首级差不多，可见秦琼被称为李世民手下第一猛将，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却排在了最后一位。 这又是为何呢?很多人会说是因为秦叔宝没有参加宣武门之变，要知道当时的魏征还是李建成手下呢?甚至有人认为绘像时，秦琼已经死了五年，因此这都不是主要原因。
1.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公元626年，而排名中间的殷开山却死于公元622年。名列第四的魏徵在玄武门事件时还是太子李建成的人。而且史书《后唐书》记载秦琼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事宁，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秦琼因参战有功，被加官增禄。
2.秦琼在跟随李世民出征时，战功显赫，在征伐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的战役中，秦琼都是先锋指挥官。只是在大唐一统贞观年间，因多次发病而战功不显著。
3.在绘制凌烟阁像时，秦琼已去世五年，但殷开山去世二十年，而柴绍也去世了九年，排在第三的杜如晦也死了十七年，所以这个也不是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秦琼太过自负。有一次秦琼曾对旁人说：“我戎马一生，大小战斗二百余阵，屡受重伤，怎么会不生病”。后来这话传到了李世民耳朵里，李世民将这话当成了邀功的意思，在李世民看来，秦琼在投靠李家之前，也曾替王世充、李密等人卖命，难道所有的伤都是替李家受的吗?
要知道，李世民并不是一位心胸开阔之人，魏征死后，李世民就对魏征差点开棺戮尸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面对秦叔宝的炫耀，李世民怎么可能不多想。
凌烟阁二十四人中，除了秦琼外，其他人都有实际封地，只有秦琼是虚职，但最后李世民还是将秦琼放在凌烟阁中，也算有一点人情味。
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