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玩笑竟然导致两个国家灭亡!什么玩笑这么牛?
公元前684年,蔡哀侯(?—前675年),春秋时蔡国国君。名献舞,一名季。公元前694—前675年在位。娶了陈国的大公主做夫人。按照当时的“娣媵制”,(“娣媵制”是中国古代奴隶主贵族实行的一种婚姻制度,是多妻制的特殊形式。所谓娣,就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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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中国古代,男性讲究的是三妻四妾,帝王更是讲究后宫佳丽三千,后宫佳丽者曾一度达到四万。自古帝王都不是痴情种,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利益,权利,江山的面前,任何曾经被深爱的妃子也好,皇后也罢都不值一提,杨贵妃败给了江山,皇后乙佛氏也是如此。
乙佛氏,西魏皇帝元宝炬的第一任皇后。北魏末年,国家分裂,权臣掌权,皇帝在位,实为傀儡。西魏傀儡皇帝,被迫与邻国柔然公主政治联姻。国家因为此场政治联姻强大,可是却苦了原配皇后乙佛氏。
东西魏之间战乱频繁,彼时柔然逐渐强大,区区一个妃子之位怎可满足柔然国的胃口?柔然国要求本国公主必须做皇后。
而皇帝此时已经有一位贤良淑德的皇后乙佛氏了,并且乙佛氏16岁跟他成亲以来,如今已经过去13年了。13年期间,她为皇帝生下了12个孩子,虽然成功活下来的只有2个,但是这足以证明乙佛氏在皇帝心中的分量。可是深情在江山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元宝炬下令,废除皇后乙佛氏,改立柔然公主郁久吕氏为新任皇后。
西魏与柔然国边境获得宁静,前任皇后乙佛氏被迫削发为尼,元宝炬本以为此事到了尽头。但是,女人一旦狠毒起来,那可是非常可怕的。
郁久吕氏长久呆在深宫,闲来无事,拼命把已经削发为尼的乙佛氏当作自己最大的威胁。乙佛氏迫于无奈再次搬迁到秦州,与自己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在此期间,皇帝元宝炬暗中传话,希望乙佛氏能够为自己再留长发。
郁久吕氏本来生性多嫉,听闻此事之后,立马要求处死乙佛氏,否则柔然将出兵攻打西魏。皇帝元宝炬,为其求情,认为无需为一女子大动干戈。但是彼时国内,到处传言柔然攻打西魏,弄得人心惶惶,加之元宝炬本身就是一个傀儡皇帝,手中并无实权。终究还是下令处死了乙佛氏。
乙佛氏死后不久,害死乙佛氏的郁久吕氏内心愧疚,当她怀孕后,总是听到房顶有狗叫之声,还看到一个盛装打扮的女子,但是侍女们都没有看到那名女子。恍恍惚惚,内心惶恐,皇后郁久吕氏年仅16岁便驾鹤西去了。
多年之后,皇帝元宝炬驾崩,临死前手书表示想同乙佛氏合葬。众大臣自然是极力反对,一是乙佛氏已经被废,不再是皇家之人;二是柔然与本国的政治联盟并未结束。
帝王虽有皇帝遗诏,但为大局考虑,众大臣还是极力安排元宝炬同郁久吕氏合葬,但是刚到墓前,灵柩车的车辘坏掉。最终,元宝炬还是与乙佛氏合葬在一起。
桓范字元则,沛国龙亢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他不仅通晓政略,同时还精擅文学、绘画。此人虽然心思敏锐,聪明绝顶,号称“智囊”,然而历来的影视作品均对其一笔带过、着墨不深。本书对他的论述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独具慧眼,劝友见妻。
三国时,魏国首都公安厅的阮厅长有个女儿,相貌非常丑陋。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丑女嫁给了许允。举行婚礼之后,新郎死活不进洞房,并放话说:“你那个女儿长得跟泼了稀硫酸一样,我宁可撞死也不进去!”家人为此十分担心。恰巧阮家的世交桓范前来贺喜,阮厅长高兴地说:“大家都不必发愁,桓范一定能劝许允进来。”
许允见了桓范,气就不打一处来,怒道:“我要退货!这是欺骗消费者!”
桓范笑着说:“你先别退货,冷静一点!阮家是世代守礼之家,既然把丑女嫁给你,肯定是有用意的,你应该进去看一看。”于是耐心的给他讲述“丑妻近地家中宝”的训诫。
的确,丑女有丑女的好处,子曰:“贤贤易色。”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古代有三大丑女:第一位叫嫫母,是黄帝的妃子,丑得可以吓退鬼怪,却擅长织布,而且组织才能出众,是黄帝的贤内助。第二位叫钟离春,是战国时期齐国无盐人,德才兼备却容颜丑陋,四十岁还没嫁出去。时值齐国朝纲不振,政治腐败,钟离春冒死请见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方法。齐宣王大为感动,把她立为王后,看成自己的一面宝镜。第三位是东汉时的孟光,长得又黑又丑,却非贤士梁鸿不嫁。两人结婚后隐居山中,以耕织为业,以诗琴自娱,为后世留下“举案齐眉”的佳话。
这些貌丑才优的女子,比许多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更令人瞩目。
许允再三考虑,觉得桓范所言不无道理,于是硬着头皮回到洞房,可是一看夫人那副尊容,又吓得要往外跑。新娘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死拉着不让他走。许允很不客气地问:“妻子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几德?”新娘说:“在品德、辞令、容貌、女工四样当中,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不过,士人应该有百种品行,你有几行?”许允说:“我都有。”新娘说:“百种品行,以德为首,你重色不重德,还好意思说‘都有’?”许允被她问得哑口无言,觉得这新娘很不简单,只能强抑不满,自我安慰道:“我吐啊吐啊就习惯了!”
后来,许允担任组织部干部调配局局长,他所提拔的人都是同乡,最后被人检举揭发。魏明帝怀疑他营私舞弊,要对他诫勉谈话。他的妻子光着脚追出来,提醒他说:“皇上圣明,可以用道理说服,不能用感情打动。”许允被带到朝堂之后,曹叡骂道:“朕身为天子,都不敢任人唯亲,你何德何能,竟敢拉帮结派?”许允说:“圣人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可谓公矣。’我推举自己的乡党,是因为他们勤勉务实、才堪大用,不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小圈子。请陛下考察一下,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我甘愿领罪。”明帝经过考察,发现他选任的人都很称职,不但没治罪,还升了他的官。
许允当初被抓走时,全家老少吓得大哭。阮氏平静地说:“大家不用担心,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于是一边煮着八宝粥,一边若无其事的等着。过了一会儿,许允果然回来了。
许允后来卷入夏侯玄谋杀司马师的事件,朝廷上要对他处以极刑。仆人慌里慌张跑回家告诉许妻。许妻正在机上织布,神色不变地说:“跟司马家族那群虎狼之徒斗争,却不讲求策略,反而想要效仿专诸、荆轲的行为。如今谋事不密,丧身殒命是理所应当的。”门生说:“恐怕要来抓你们的儿子,赶紧把他们藏起来吧!”许妻说:“这不关儿子的事。”
许允死后,许妻搬到他的墓旁居住。司马师不放心,假意派钟会去看,如果许允的儿子像父亲一样有才干,也加以诛灭,以绝后患。儿子问母亲该如何应对,母亲说:“你们几个虽然不错,但才干不多,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有事的。也不必表现得过于悲伤,钟会不哭了,你们也就别哭了。还有,少打听朝廷里的事。”儿子们按照母亲说的做,钟会认为他们平平无奇,于是据实回报司马师。钟会以善于看人著称,司马师相信他的判断,不再追究。
许允在九泉之下应该庆幸桓范让他娶了一位了不起的妻子,否则也许会落个断子绝孙的下场。
其二,刚正守职,屡有进谏。
正始年间,桓范被任命为大司农,以清廉节俭见称。当时曹爽专横跋扈,独揽朝政,史载其“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不惟如此,还纵容手下敲诈勒索、盗取公帑。譬如其心腹何晏,曾强行将洛阳、野王两地的数百顷桑田和汤沐地霸占,作为自己的产业,还不满足,又变本加厉的向其他州郡索取,官员都不敢抗逆。而一些开罪了何晏的大臣,像卢毓、傅嘏等都因小事而被免官。朝堂上的司法官员为了迎合曹爽一党,以求晋升,不惜给其他诤臣罗织子虚乌有的罪名,冤案迭生。
桓范有感于此,作《辩能》以讽喻时弊,其文略曰:“夫商、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商、韩、宁、郅之罪人也。”
大意是,商鞅、申不害、韩非子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群众只求能免于犯罪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因此,他们相对于伊尹、周公来说,则是罪人。然而他们在“富国强兵”、“信守法度”、“赏罚公正”、“不避权贵”等等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假装模仿商鞅、韩非的样子,实则根本没有秉承法家的精髓,他们专门以残暴的杀戮、惩罚为能事,迎合为政者的旨意,趋炎附势,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因此,他们相对于商鞅、韩非来说,则又是罪人了。然而这些酷吏在“抑制豪强”、“惩奸除恶”、“儆戒百官”等等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
这番恳切之议最终石沉大海。
桓范又对曹爽、曹羲兄弟屡次一起出游的事情加以劝谏:“你们兄弟总揽大权,掌管禁兵,不宜一起出城。万一有人关闭城门,你们谁又能进城呢?”曹爽不以为意道:“谁敢做这种事?!”于是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
正始十年,太傅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随曹芳拜谒高平陵发动政变,关闭洛阳城门。当时,大司农桓范带着大司农印寻找曹爽,并进言说:“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意在让他们效法当年魏武帝“奉天子以令不臣,蓄士马以讨不庭”的做法,先把圣上移到许都,以待勤王之师。届时,只要曹氏兄弟能凭险据守三个月,那些有心对中原瓜分豆剖的势力就会纷杳而至,趁机浑水摸鱼,司马家族断难称心如意、独成其大!
司马懿闻听后,果然担心曹爽真的奔赴许都,然后矫诏乱命,召集朋党或者境外蛮族来对抗自己。倘若到了那一步,吴、蜀两国的鹰派势力也难免乘衅而起,局面会更加复杂。
蒋济却断定曹爽贪恋妻小,肯定不会采纳桓范之计。
后来,正如蒋济所料,曹爽决心要罢官投降,以为顺从地交出权力还可以继续富裕奢华的侯爵生活,保存家族。桓范见此大哭着说:“曹真一世英雄,却生出你们两个蠢猪笨牛。我真是瞎了眼,竟然忠心耿耿的为你们筹谋划策,看来今天难免身死族灭的下场了!”
其三,获罪遭戮,宏著未成。
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即便是聪慧之人,也难以在第一时间看出端倪。有道是“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进身。”我们察人断事切忌“先入为主”,否则必然深受其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汉哀帝刘欣有贤臣辅佐,可还是差点被道貌岸然的息夫躬(人物名)欺骗;楚怀王熊槐早年有兼听之明,照样被外表谦逊和顺的靳尚所诓。相反,陆逊因为不遵常理而让众将觉得“难当大任”,左思因为笨嘴拙舌而令时人嘲讽讥笑。
桓范撰写的《世要论》,对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官员进行了评价,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法则展露无遗,何为“正”,何为“邪”,皆清晰可辨。或为师从楷模,或为摒弃典型,后来者自可参照。
《世要论》所言‘七恕’: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不善言辞,但是头脑聪慧敏锐,说起话来虽然尽是些刺耳之言,却能把交代的事情办成。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并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外表呆板,不修边幅,说起话来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可这种人虽然看上去生性疏阔,内心却藏有无穷无尽的奇思妙想。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的淳朴和内秀而宽容他外在的鄙陋与不足吗?
有的官员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国家大局而与众多同僚发生了意见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道德标准很高,不会以‘低头折节’的方式换取与赃官恶吏的同流合污,更不会以损害社会的方式为自己博得名望。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看在他光风霁月的份上,特别加以理解吗?
有些官员寓居仄陋,却有胆量讨论皇亲国戚才敢讨论的事情,有的官员地位卑贱,却敢对国家大计建言献策,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德、才能,并加以体恤。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七种好官员。”
《世要论》所言‘九虑’: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就要实现他的大野心,从而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官员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蝇营狗苟。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图谋结党的奸诈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划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宠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对于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这九种善于观察、缜密思量的做法,也是当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否则就要招引奸邪近身。
这‘七恕’、‘九虑’常被后世有为之君当作案头之训,时刻铭记,甚至被魏征、褚遂良等人编入《群书治要》,以诫来叶。自此,无论清官廉吏还是奸伪之徒,大家都可用以参验对照、找出原型。放眼明初,监察御史韩宜可耿直敢言、快口无忌、不通世故,自太子以下,无不厌弃,但洪武帝思及‘七恕’,赦而不杀,果然为国家保存了能臣干吏;而刑部尚书开济觇伺上意、务为两端、左右逢源,满朝文武皆称其精明干练,时人鲜克有疑!朱元璋却不忘‘九虑’,细究其行,终于发现了他的罪恶勾当!可见‘七恕’、‘九虑’这套理论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更令我们啧啧称奇的是,这套理论虽然析毫剖芒、字字珠玑,却只不过是桓范所著的十分之一。掌权者若能尽用桓范之才,何愁纲纪不整、天下不治?可惜,司马懿并没有像汉高祖刘邦宽宥蒯通那样,饶恕桓范,而是辣手无情的将其杀害。遂使他正在编写的《治本》、《择将》等等名篇,散佚不存!今天我们很难再看到完整的《世要论》了!甚为可惜!
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亦为“华夏”一词的创造者与最初指代。周朝共传30代37王,共计约791年,另一说是868年,两者相差近一百年,问题在于周朝的建国之年一直无法确认。
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宗周),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成周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
首先,所谓的周朝应该将西周和东周分开讲。
周朝国祚绵长,西周和东周前后八百年国运,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应该归功于西周初年政治家武王和周公的制度设计。西周之前的殷商和目前尚存在于文献中的夏朝,夏商两代是中国王权的初创时代,夏王和商王仅仅是名义上的共主,整个华夏世界的政治格局是各自独立、各自为政的方国体制。西周之所以能从西部小邦而灭掉大邑商,与这种松散的方国体制有着密切关系。
西周灭商之后,采取了基于宗法制的分封制,全国领土被分封制联系在一起,诸侯国家与周天子有着一系列复杂的义务-权利关系,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创制,宗法分封制对周王朝政权的巩固有着关键的作用。作为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井田制,同样也有利于王权的巩固。
第二,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周朝国祚绵长的重要原因。西周初年,周公损益夏商旧制,制定了一整套的西周的礼乐制度,从天子到庶人都必须遵守。礼乐制度是周朝统治的文化基础,在平民以上的阶层都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有利于加强整个国族对于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同。
第三,周公及时在东方区域建立政治和军事存在,为日后的迁都奠定了基础。西周初年,周公为了防备东方的殷顽民反抗,营建了洛邑,也就是所谓的成周。成周的营建,为周王朝提供了缓冲的余地,日后,犬戎攻破镐京,周王室得以东迁,到洛邑继续延续国祚。
第四,周天子并不强大的王权,使得虚君成为可能,也使得任何一个诸侯不会轻易去篡夺王权。西周初年建立的宗法分封制,各个诸侯国有着很大的自主权,这看上去好像是周天子没有强力控制能力,但是实际上这种制度恰好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在周天子强大时,他对诸侯国有很大的约束能力。
到了东周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势力衰微,但是他仍然是宗法分封制的核心,是诸侯的大家长,这种近乎虚置的君权却没有人有能力去篡夺,如果哪个诸侯有野心篡夺这个似乎已经不强大的君权,势必遭致别的诸侯群起而攻。所以,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很有市场,而楚国的问鼎轻重则会遭致群攻!
周朝能够延续国运800年,源自落后的生产力,道德至上以及分封制度。
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朝廷
周朝时期的最高生产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周朝朝廷,甚至诸侯国都不具有。朝廷,诸侯,民众,三者之间的生产力对比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中国,非洲原始部落。生产力最直接的体现在青铜器的制造。朝廷掌握了最精美的青铜器制造工艺,并把这种工艺上升到神受。各个诸侯国朝贡或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赏赐精美的青铜器是最重要的当时。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朝廷是周朝国运长久的重要原因。
尊崇周朝朝廷的道德至上
周朝分东西。西周灭亡,周平王迁都,东周开始的原因,不是由于平民或奴隶起义,也不是由于各诸侯国造反,而是因为西戎攻击了国都。虽然中间有深厚的原因。但主力在于西戎。楚庄王曾向朝廷问鼎,被王孙满以诸侯不可问鼎,周朝天命未绝,便将楚庄王逼走了。如果放在后世任何一个朝代,不打过不分高低,怎么可能一句天命未绝就退兵。
分封诸侯国巩固了朝廷
武王发周灭商之后,分封有功之臣,同姓王族自己五帝后人。其中以同姓王族最多。朝廷一方面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一方面加深王权神话思想。各个诸侯国对于朝廷的感情不同,有亲有疏,为了利益,以尊崇朝廷的目的相互牵制。
春秋五霸时期,每一个霸主的出现,都需要朝廷形式上的认可。齐桓公在具有了称霸实力之后,由朝廷赐予方伯称号,才真正称霸。最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的秦朝也多次获得祭肉的赏赐。在春秋乃至战国前期,各大诸侯国由于实力相近,以尊崇朝廷的名义,各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东周可以获得生存。战国后期,实力平衡被打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一家独大,最终灭掉了东周。周朝灭亡。
事实上,西周末期,各大诸侯国就已经从实力上超越了朝廷。几百年的尊崇朝廷思想深入民心和分封国的相互牵制,延续了周朝几百年国运。
皇帝不光要治理天下,还有个重要的职责是生育子女,为皇室开枝散叶,这样才能保证国祚延续。
所以,历史上的皇帝都是尽可能的生育,除非身体有问题,十多个孩子都不算多的。
以子女多而闻名的皇帝,康熙算一个,他一生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共55个子女,所以什么九龙夺嫡算小CASS了,还有29个在旁边看着呢。
历史上子女最多的皇帝有多少孩子呢?答案是38个儿子,42个女儿,共80个在,这个皇帝就是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好色是出了名的,否则李师师的青楼也不会有他的传说。好色的帝王,孩子一般都不会少。
在《宋史》中记载了靖康之变前宋徽宗的孩子数目:“徽宗三十一子”(《宗室传》,“三十四女”(《公主传》)。其实这时候宋徽宗已经占据子女最多皇帝排名的最高点了。
生了这么多儿女有什么用呢?一场靖康之变,少数皇子逃脱升天,如赵构等,其它要么死于乱兵,要么成了金人俘虏。
最悲惨的当属这三十四位公主们,基本都成了金人士兵的玩物,很多死在了被押送北上的路上。
靖康之变后,宋徽宗被封为昏德公,先是被囚禁于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说句公道话,金人虽然喜欢羞辱宋徽宗,但对他还是可以的,宋徽宗的143名妃嫔女官和504名宫女,除了被金人霸占、死亡的,大多还给了他。
可能在大雪纷飞的黑龙江,条件艰苦,宋徽宗确实没什么事干,那就造小孩吧。直到身死的八年间,宋徽宗“入国后,又生六子八女”(《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于是宋徽宗在五国城,打破了自己的记录,子女达到了80名,真是可喜可贺。只是不知道北宋故民们听说了这个记录,会心痛几何?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似乎是个很奇怪的定律,在中国的历史上,每逢战争年代,都会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
隋唐时期自然也不例外,在那个群雄争霸,烽烟四起的年代,一批改变历史的英雄豪强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琼敬德,如今他们俩也被当做中国的门神,受到时代人民的称赞。
李世民在当上皇帝之后,对当初跟随他的有功之臣进行论功行赏,并设立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对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相信读者们都不陌生,他们是辅助唐太宗平定天下、治理天下的24位文臣武将。
李世民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可谓个个豪杰,运筹帷幄的长孙无忌,战功赫赫的李靖李勣,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秦琼程咬金,足智多谋的房玄龄杜如晦,刚直耿介的魏征,打下半个江山的李孝恭,还有被以造反罪名诛杀的张亮侯君集等等,没一个省油的灯。可是今天我要说的是排在最后的一位的——秦琼。
在众多的武将中单论个人武力,秦叔宝可能是最骁勇的那一位。旧唐书曾云“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莫不如志”,意思和万千敌军取敌将首级差不多,可见秦琼被称为李世民手下第一猛将,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却排在了最后一位。 这又是为何呢?很多人会说是因为秦叔宝没有参加宣武门之变,要知道当时的魏征还是李建成手下呢?甚至有人认为绘像时,秦琼已经死了五年,因此这都不是主要原因。
1.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公元626年,而排名中间的殷开山却死于公元622年。名列第四的魏徵在玄武门事件时还是太子李建成的人。而且史书《后唐书》记载秦琼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事宁,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秦琼因参战有功,被加官增禄。
2.秦琼在跟随李世民出征时,战功显赫,在征伐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的战役中,秦琼都是先锋指挥官。只是在大唐一统贞观年间,因多次发病而战功不显著。
3.在绘制凌烟阁像时,秦琼已去世五年,但殷开山去世二十年,而柴绍也去世了九年,排在第三的杜如晦也死了十七年,所以这个也不是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秦琼太过自负。有一次秦琼曾对旁人说:“我戎马一生,大小战斗二百余阵,屡受重伤,怎么会不生病”。后来这话传到了李世民耳朵里,李世民将这话当成了邀功的意思,在李世民看来,秦琼在投靠李家之前,也曾替王世充、李密等人卖命,难道所有的伤都是替李家受的吗?
要知道,李世民并不是一位心胸开阔之人,魏征死后,李世民就对魏征差点开棺戮尸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面对秦叔宝的炫耀,李世民怎么可能不多想。
凌烟阁二十四人中,除了秦琼外,其他人都有实际封地,只有秦琼是虚职,但最后李世民还是将秦琼放在凌烟阁中,也算有一点人情味。